【專文】挑戰公害病及其汙名：日本水俣病事件的博物館實踐
含汞廢水排入水俣灣（平井京之介提供）
作者：平井京之介（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文明誌研究部教授）、林琮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工業帶來國家與地方的經濟發展，卻同時對環境與人類造成危害，在日本經濟高度發展的二十世紀中，曾爆發多起嚴重的公害病。面對這些公害歷史，當地的博物館在提倡社會正義上扮演何種角色？又能為社會變遷帶來何種貢獻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在2018年11月29日邀請任職於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文明誌研究部的平井京之介教授，以水俣病事件為個案，並從自身研究成果為基礎，分享當地博物館觸及水俣病議題時的多種實踐可能。
水俣病的身心創傷與博物館實踐
首先平井教授帶領我們回顧水俣病事件的始末，1956年左右，在日本九州熊本縣的一個漁村水俣市（Minamata）中，當地醫院揭發了一種前所未見的疾病，病患出現手腳麻痺、肌肉無力、運動失調、聽力或言語功能受損等症狀，在極端的案例中，病患甚至在出現上述症狀後的數星期內，就得到精神疾病，甚至致死。而後證實此疾病源於窒素株式會社在當地工廠建設，長期以來任意排放含汞廢水至水俣灣，汞汙染之海產經由食物鏈進入人體，造成人們食物中毒，此疾病也以發生地水俣市得名。
平井教授特別指出這起公害事件導致受害者面臨嚴重的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初期因為病患多數為經濟弱勢的漁民，而該工廠又是當時水俣市的經濟命脈，政府甚至一度漠視受害者的要求，同時當地有許多居民為該工廠之員工，因而受害者也遭到來自支持工廠的市民嚴重歧視。後期病情逐漸擴大，罹病人數遽增，致使水俣市與其市民必須承受鄰近地區擔憂被感染的異樣眼光。
博物館如何回應公害病與社會歧視的課題呢？根據平井教授，當地有兩個觸及水俣病事件的博物館，其一是由當地為受害者發聲的NGO—相思社於1988年成立的水俣病歷史考證館，此館座落於許多受害者生活的社區，致力於記錄、傳達水俣病事件，希望觀眾能透過此經驗案例，反思自身的生活周遭所使用的工業產品對於環境的影響、生活型態與價值觀是不是有對環境更友善的選擇；另一館為水俣市政府於1993年成立的水俣病資料館，其使命為徵集、保存水俣病事件的相關重要史料，使未來世代「正確」瞭解水俣病之歷史與現況，並且防止類似公害再次發生。
展覽中的主體：受害者發聲 VS 官方敘事
平井教授進一步比較分析兩館的展覽內容與手法。首先在考證館的展覽中，第一展區以事件爆發前的水俣市為主題，也就是呈現當地傳統的漁民生活，接著聚焦於水俣病事件，尤其強調受害者對於工廠疏忽、政府過失、以及社會歧視的控訴，重視受害者的經驗與記憶，展現其主體性。相較於市立資料館以科學角度為主的論述，考證館整體展覽透過民族誌的方法論述水俣病，包括展出受害者所捐贈的物件、受害者積極行動的攝影作品、以及由身為援助者的館員所發聲的「有關水俣，我想說的是」主題展板等，除了增加可信度，更試圖翻轉水俣市與市民的汙名化現況。也因此展覽具有靈魂，猶如逝者或仍為水俣病所苦的受害者當面對觀眾訴說與呼籲，使觀眾能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深刻感受此事件對集體生命脈絡的影響。
不同於一般博物館，考證館的展覽長期以來，是相思社作為社會運動的重要手段。平井教授也指出考證館展覽的問題，僅展現特定受害者與援助者的觀點，卻未提及受害者之間因為身分、背景等歧異對此事件產生不同觀點；此外，水俣病涉及的關係人龐雜，包括漁民、工廠員工、窒素公司、政府等，此事件的受害者與加害者、被歧視者與歧視者之間的界線也頗為模糊，然而展覽並未提供相關資訊，使觀眾有機會瞭解此複雜的關係。
另一方面，在市立的資料館中，主要透過自然科學專家與官方的觀點展出水俣病事件始末與政府採取的措施。強調經由科學的調查，政府已著手於防止水俣病的再次爆發，水俣灣的汙染問題已被妥善處理，也給予受害者完善的救濟與補償措施。然而除了強調政府對策的有效性外，展覽內容較少著墨於水俣病的歷史脈絡，也未並陳政府的相關過失，尤其是政府初期曾忽視受害者的要求。在官方敘事中，受害者僅被視為醫學上的治療對象以及被動的客體，沒有充分的傳達其經驗與記憶。整體展覽聚焦於水俣市如何克服難關，並將水俣病視為已過去的歷史。
市立資料館認知到自身展覽敘事與內容的不足，2016年曾邀請受害者、援助者、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考證館館員等相關人員，共同組成委員會，展開展覽更新計畫，平井教授也參與其中。更新後的展覽除了提供兒童較易理解的展覽內容外，亦新增受害者經驗及哀悼空間、揭露些許政府的過失等，嘗試平衡資料館對於水俣病事件的敘事觀點。
連結當代生態與環保議題的教育活動
除了展覽之外，如何將歷史上的公害事件與當代議題連結，也是重要的課題。兩個博物館均舉辦教育活動，其中，考證館舉辦了許多具有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教育活動，如水俣市導覽旅行，其行程包括與受害者、相思社成員交流，參觀許多受害者所在的漁村，參訪水俣市與曾受工業廢水污染的不知火海，參與捕魚、烹飪、肥皂製作、垃圾分類等體驗活動，以及參觀環境友善的工廠等。
考證館的教育活動與其展覽相似，以受害者的觀點呈現水俣病事件，提供外地民眾或學童有更多與水俣市民相遇，並直接與受害者對話的機會。對相思社來說，透過這些社會實踐，不但試圖促進社區與環境再生，更希冀觀眾能瞭解水俣病其實與大眾生活直接相關，以及反省自身的生活型態與價值觀，進而實現具有生態意識與正義的社會。
透過日本的案例，我們瞭解水俣市如何在博物館中再現歷史上的悲劇，使市民與外來觀眾記取此次事件的教訓，並持續翻轉水俣市民的汙名，同時透過環境再生找尋人與環境和諧共處之道。回望也曾發生多起工業汙染與公害病事件的臺灣，許多具爭議性的環境議題仍為現在進行式。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曾策劃與環境議題有關的展示，如《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島嶼浮塵—PM2.5視界》，引發觀眾反思經濟與環境的兩難議題，以及保護環境可能採取的具體行動（陳佳利、黃旭，2015）。臺灣的博物館在面對這些困難的環境課題，該如何持續應用博物館的機制，積極扣問並回應人類如何與環境共生的議題，是值得關注與持續努力的課題。
關鍵詞：水俣病、相思社、水俣病歷史考證館、水俣市立水俣病資料館
Keywords: Minamata disease, Soshisha, Minamata Disease Museum, Minamata Disease Municipal Museum
參考書目：
《博物館與文化》(2015.12) 陳佳利、黃旭，工業汙染下的生死容顏：《南風攝影展》觀眾留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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