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當電影遇上博物館：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論述實踐
電影資料館於1990年曾刊登「通風報信、搶救本土電影」的雜誌廣告
撰文：林亮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一、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從遙遠到靠近
電影與博物館都是在十九世紀末引入臺灣。電影在臺映演的最早文字紀錄，是刊載於1899年9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廣告──「臺北的十字館，將在八日晚間起至十日放映美國愛迪生發明的活動電氣寫真，內容是關於美西戰爭等」。而第一間在臺設置的博物館*，則可追溯至1882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行醫傳教時設立的「牛津學堂」裡之博物室；其蒐藏品是關於動植礦物標本、顯微鏡等科學儀器，以及原住民漢人生活的文物展示等。
顯然，電影的大眾娛樂商品特質，以及博物館作為考掘知識的展示載體，在兩方抵達臺灣之初即已清楚確立，且雙方幾乎沒有深入交集**──電影既非博物館所欲論述展映的藝術品，亦不被視為具備蒐藏價值的文化資產。因此電影片放映完畢後，通常被隨意堆放在不見天日的倉庫角落，或乾脆當作廢棄物處理掉了！
這樣漫長狀態一直持續到1978年，由前行政院新聞局主導成立「電影圖書館」（全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才令兩方概念逐漸開啟思索與對話──「電影圖書館」起初將任務定位於探索電影藝術的美學視野；1989年改名「財團法人電影資料館」（Chinese Taipei Film Archive）後，試圖透過「檔案館」（archive）的概念，聚焦以物質文化為基礎的歷史論述實踐。
二、檔案館：電資館搶救倡議「電影文化資產」
1990年代的臺灣，正位處解嚴後的一個重要時機點；無論官方或民間，均快速投向身分認同議題及各自立場表述，令原本壓抑已久的本土意識與勢力也頓時高漲。「電影資料館」面對如此社會轉變的「時機」點上，不僅其「蒐集國臺語片」之行動師出有名，更具體將搶救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工作，列為首要核心任務。
彼時影片的蒐羅範圍，主要從已歇業關閉的製片廠、沖印廠、老戲院等著手，包括前往臺聯影業、大都沖印廠等處搜尋臺語片；聯邦影業廢棄片庫搬找出1970年代攝製的國語武俠片、文藝片等。而圍繞這些蒐集行動，「電資館」另成立電影史研究小組，展開撰述臺灣影史的工作，出版《電影歲月縱橫談》（1994）、《臺語片時代》（1994）、《繽紛電影四十春－沙榮峰回憶錄》（1994）等書籍。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影片搶救、建立臺灣本土電影史觀的主體行動。由於蒐集膠捲文物、訪查口述影人、策劃書籍出版等任務，既須要學術界投入協助研究；更涉及了產業界的影人網絡、片廠、戲院等歷史採集工作。因此，「電資館」雖是由政府挹注經費的非營利組織，但伴隨臺灣當年特有的政治氣氛及社會環境，以搶救電影史料為目標，促成了官方、學術界、產業界等共同投入資源，建構出以「電影文化資產」為倡議理念的歷史論述。
三、博物館歷史學：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展映論述實踐
近年來，由於數位影像技術愈漸成熟、電影檔案歷史與美學研究興起、博物館愈重視觀眾等因素，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跨界親密關係。硬體設備方面，臺灣各地紛紛建設電影展映館，包括高雄電影館、新竹影像博物館、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桃園光影館、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等。在論述方面，不僅「電影進入美術館」成為新興關注的影音美學研究焦點；電影更在博物館歷史學的觀點下，拓展出博物館書寫電影史、大眾史等多樣面貌。***
2000年成立的新竹影像博物館，以其獨特充滿集體記憶的日治戲院建築載體，展映臺灣電影歷史的興衰軌跡。位於臺南市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則依其臺灣史的觀點切入，透過展示老戲院建築、放映機、剪報廣告、電影海報本事，以及映演日治動畫片與當代口述歷史紀錄片等的常設展，建置出令觀眾宛如置身老戲院的日治歷史情境。於此，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詮釋，不再只是文獻與影像檔案的考據書寫；亦擴及結合物質性與投映性的展覽，展現博物館觀點的臺灣電影歷史。
這其中，2017年成立的「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強調廣邀大眾共同展映藏品的經營理念，再將博物館書寫電影史的論述實踐推向另一層次。除了聚焦展覽類比時期的民間影像蒐藏品，包括膠片、戲服、攝製器材、電影海報、文史資料等文物；該館多次主辦「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帶領民眾親手修復自身收藏的錄影帶、並放映回看塵封多年的錄製影像，內容包括了──母親錄下稚氣女兒的幼稚園畢業典禮、親戚齊聚一堂的隆重長輩壽宴、熱鬧迎娶過程與婚宴現場、甚至帥氣歌手在電視節目上的表演錄影等等。這些觸動人心記憶的個人生命歷程，建構出一幅另類的臺灣大眾影像文化史，也開拓了博物館書寫電影文化資產歷史的眾聲喧嘩年代。
四、結語
從歷史來看，無論是「檔案館」的搶救倡議行動，抑或後來「博物館」主動介入的展映詮釋，電影終以一介低俗商品一路顛簸走進了文化資產基地的博物館。
未來，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勢必將激盪更多元的歷史論述與實踐。然而，於此之時，我們也許更需時時回顧反思：長年費力倡議的臺灣電影文化資產，可否在公眾史學與歷史論述的完整性之間，與博物館創造協作出更多的公共議題實踐及學理洞見思辨。
* 馬偕博士出版有回憶錄《臺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1895），他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博物館」（museum）這個字詞來描述臺灣事物的人，詳陳其南、王尊賢（2009：14）。
** 電影與博物館在台灣早年最接近彼此的距離，約莫是1935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在台北第二會場設置了一間約150坪的「映畫館」，雙方加乘作為帝國主義統治宣傳工具，詳程佳惠（2004：148）。
*** 例如北美館2006年的「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展1965-2005」、2007臺北故宮的「發現彼此：國際電影裝置展」、2014年北師美術館「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以及2015年關渡美術館的「啟視錄：台灣錄像藝術創世紀1983-1999」等。
參考資料：
- 李道明（2016.10）。〈殖民時期臺灣電影與朝鮮電影之初步比較〉。第二屆臺灣與亞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林亮妏（2009）。《國家電影資料館的歷史、政治與美學1978-2009》。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其南、王尊賢（2014）。《消失的博物館記憶：早期臺灣的博物館歷史》。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程佳惠（2004）。《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SHOW》。臺北：遠流出版。
- 黃仁（2014）。〈我寫臺灣電影歷史的痛苦經驗〉。《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二)》，頁198-238。臺北：秀威資訊。
- 羅樹南（2002）。〈我國電影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電影年鑑》，頁69-75。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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