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博物館隸屬於極富挑戰性的行業。它已不再只是將有趣或美麗的物件呈現給從不質疑的大眾這樣的角色。這個時代的博物館竭力成為所處社群的核心，並儘量成為- 套句英語裡的說法－「容易滲透」(permeable) /可親的地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去與我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群產生關連，進而吸引他們成為來訪觀眾，現代的博物館必須比過去更加努力（這也是有些博物館拒絕改變的緣由之一，改變總是很麻煩，還招致其它各式各樣的困難）；若要與多元社群發生聯結，博物館自身亦必須呈現多元。
這意味著現代博物館面對爭議時不再退縮，不再假裝人生就只有欣賞美或保持好奇心這類的事要做而已。這意味著現代的博物館充滿爭議、充滿各種不同的視角、充滿政治。簡而言之，現代的博物館充滿了故事。有些故事讓人不安、難以面對，因為對許多人來說，現實人生即是如此- 讓人不安又難以面對。
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普世的議題：
金錢－金錢影響一切（Cyndi Lauper 的歌詞都說了，「錢會改變一切」！）
政治－政治都很棘手－在某些時候特別是如此。
金錢與政治令博物館面臨新的道德倫理壓力，同時，科技日新月異，而環境日益惡化，競爭則是越演越烈－博物館必須競爭注意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注意力，同時競爭觀光客。
隨著這些壓力帶來更多挑戰－舉例來說，商業活動帶來了國際活動與人權議題－讓我們花點時間思考一下博物館裡的倫理議題。
「倫理」是什麼？
答：專業而合宜的做法。我們身處公共信任至關重要的世界，所有的博物館工作都必須涵括倫理考量。
進步的博物館因正視當前關鍵倫理議題而得到強化、得到生氣。(Janet Marstin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p. 5)
Marstine也寫到：
傳統博物館在倫理議題的論述…已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博物館與社會的需求。（同上，p. 23）
隨著博物館部門日益接受公共監督，肩負更多公共責任，倫理議題更顯重要，我們需要新的、重新校準過的倫理準則來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壓力。
「博物館裡的改變，繫於博物館倫理論述上的改變」（同上，p. 6）
所以，讓我們談談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的重點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
我會說 ICOM 的博物館倫理準則有更新的必要，因為這份準則必須反映當今博物館所獲得的關注程度，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博物館具有服務公眾的使命。
至於英國博物館協會 (MA)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撐起了英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這份準則一直以來亦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但現在的版本更加明白點出博物館在其它領域可能遇到的難題，並鼓勵博物館扮演更多元的角色。相對於舊的版本，它非常著重公眾參與、重視公共利益。
舉例來說，「博物館以及相關工作者應該積極地與既有的觀眾交流互動、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去接觸新的觀眾、建立更多元的觀眾；支持言論和討論的自由。」
不可否認，隨著博物館面對日與俱增的財政壓力，博物館治理單位作出違背倫理的決策可能性也日益升高。
幾年前，當英國博物館協會成員針對舊版倫理準則進行修訂時，指出有以下幾項必須要特別留心的重點：
實業家精神
也就是商業性，博物館須藉由門票、交易活動等來賺取營收。
資金來源
贊助、慈善，例如公商聯會 (PCS Union) 已通過議案，反對博物館接受石油公司的贊助。
社交媒體等
去年，英國博物館協會請會員進行投票，提問為「博物館藉由提供手機無線網路 (wifi) 追蹤訪客動線是否合乎倫理」，投票結果分歧，有百分之五十七投票者反對，百分之四十三贊成。
展品與空間
例如那些博物館保持沉默的事情- 像是英國的博物館裡頭充滿了透過武力或其它爭議性手段取得的館藏，這其中大英帝國所扮演的角色；又例如將弱勢族群納入，像是身心障礙、性別/向多元 (LGBT)、少數族裔等－這裡頭有哪些倫理陷阱？博物館應該要多「超然中立」？）
館藏處置
例如Sekhemka石像出售爭議*- 公眾與媒體記者對此事的接受度值得注意，以及公眾對托基博物館（Torquay Museum）打算出售珍．奧斯汀信件的反應。**
協會達成的共識是新修版本必須能夠指引博物館人各項決策，幫助我們作出更為專業的表現。
其他議題還包含了：
人力配置
例如博物館向來都會使用志工，但當全職工作大量被裁撤，博物館對此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國際工作
人權議題－我們跟誰合作？對於那些人權看來正遭受攻擊的國家，我們是否仍樂於與彼方博物館合作？
環境保護
可持續性/永續 (sustainability) 議題。
新的倫理準則在伯明罕舉辦的2015 MA年會獲得一致通過，它令當代英國博物館人有一個廿一世紀的取徑，並藉此瞭解博物館對公眾的責任、博物館與公眾間關係的重要。
倫理議題也許是當今博物館最迫切的議題，舉世皆然。進入廿一世紀的我們所遭受的各種壓力並不為傳統十九或二十世紀博物館所熟悉。社會通常期待博物館的作為皆在倫理範疇內，視之為所謂的「文化權威」，公眾相信博物館針對各項議題提出的看法皆為公平公正，而這些都超出了如何正確做好館藏管理的倫理範疇。
在詮釋方面，博物館經常聲稱自身「中立」-不帶偏見和立場，來回應公眾的期待。博物館努力將自己設定在超越人生各層面- 比方說政治，讓大眾相信他們可以在博物館裡找到冷靜公平、不帶偏見的真實。這種刻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將自身拉抬至凌駕日常生活的想法，深植於博物館界心理。在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系所開大型線上開放課程「在廿一世紀博物館幕後」回應區便反映出大眾期待博物館不應存有偏見：
「…博物館應該呈現事實，讓民眾自己得出結論」
「博物館…不應透過引導或舉辦帶有政治動機的展覽，企圖追求觀眾的情感共鳴」
「能讓博物館維持其專業水準的答案是職業尊嚴、好品味、不向有問題的民粹妥協」
「…博物館必須超然中立，而正是其客觀性，賦予博物館在歷史層面忠於事實之外，亦有處理各種主題的權力」
「…博物館應試圖保持中立」
「展覽…應不帶偏見地呈現歷史」
我必須說，我時常對博物館專業人士如何經常聲稱自己「超越」政治感到絕望，彷彿我們身處某個只處理唯一絕對真理的仙境一般- 這若不是天真使然，便是明知並非如此而別有所圖。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未完待續)
* BBC (2019.1.4) Lord Northampton had ‘interest’ in Sekhemka statue purchase
** BBC (2014.12.5) Jane Austen letter set to be sold by Torquay Museum
- 首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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