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知世界和文資時所抱持的歐洲本位與西方態度，讓我們僅將注意力置於物件之上，並將這樣的觀念加諸他人。圖為朝生態博物館管理邁進的斐濟人民。（Darko Babić提供）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的關係密切，博物館內的典藏經常具備文資身分，更有可能博物館本身就是文資，但什麼樣的事物可以是文資？文資是怎麼被認定的？誰有權力決定文資身分？在當代社會，文資能發揮什麼樣的價值？在第一篇專文中，我們要先來釐清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認定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將有助於我們在下篇文章開啟討論，生態博物館觀念在此扮演的顛覆性角色，如何徹底改變文資管理的走向。
你有想過文資身分是怎麼來的嗎？
在過去數十年間，我們不僅見證了文化資產概念的擴張（主要以無形文資為主），也思索了文資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希望有更多元且全面的理解。然而我們還是經常發現，文資往往被視為具有相當程度上不辯自明的特質，彷彿其本身有著由內而生且毋庸置疑的價值，因此僅需關心其功能即可。換句話說，關於文資事宜，主要問題僅與其使用，或更精確地說，與文資管理的品質有關，而即便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意，文資管理本身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在此我們希望能更進一步，探討文資管理的構成，呈現此一聚合體的各層面，最後爭取更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藉此賦權公眾扮演文資守護者的角色、成為文資管理人。服務於文資領域的每個人都有著雙重角色：我們既是文資專業人士，也是文資使用者，我們的位置帶來特權，此刻卻也因為我們負責管理文資，而希望我們能對文資真正的擁有者「公眾」抱持更具責任感的態度。
文資的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
截至近代為止，我們認知世界和文資時所抱持的歐洲本位與西方態度，讓我們僅將注意力置於物件之上，並將這樣的觀念加諸他人。因此，當我們接觸到文資實際上乃是全然無形這樣的觀念時，我們感到徹底困惑，這絲毫不令人意外。當我們開始藉由非物質性此一概念來檢視我們所處文化的事物（如語言、舞蹈、傳統技藝等）時，某些批判文資領域的研究員，如L. Smith在《文資的用途》（Uses of Heritage）一書中有著像是「事實上，沒有所謂文資這樣的東西」的發言，更加深了我們的疑惑。2003年，P. Howard的著作《文資：管理、詮釋與身分》（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提出了看似自相矛盾的立場，既提出「任何我們希望的東西都可以是文資」，卻又強調「除非我們以文資的角度理解它，否則任何我們所傳承下來的事物都不會成為文資，認知才是一切。」最後，在我們本次對於傳統文資認知的初步探索中，也必須提到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等人的論點。他們認為「文資可以被視為具有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換句話說，文資實際上「乃是某種商品，更是一個在諸多區隔的市場上，同時出售的商品。」不巧的是在文資的定義上，其建構更像是對於成功文資管理的關鍵前提，提出的問題恐怕多於解答。
根據批判文資研究運動所提出的當代看法，除非同時具有傳承自過去的部分，以及基於現代偏好而將其認定並歸類為文資的當代創造物，否則文資實際上並不存在。據此，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認為，我們得以取得某些特定資源，其中之所以會有特定元素被（刻意挑選）轉變為特定商品，目的乃是希望滿足某種高度特定（且始終屬於當代）的需求。既然將資源轉換為消費用產品的過程如此顯而易見，就其觀點而言，文資本身的基礎即是某種商品化的過程。進一步來說，我們有兩種使用與消費文資的形式：一方面是文化或社政層面，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層面，而不管在哪一層面上，文資皆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
就利用文資做為經濟資源而言，最常見的手法相對上廣為人知並顯而易見，亦即主要與推出開發策略（如鄉間或都會區域的再生開發計畫等）及推廣或用於觀光息息相關，這多半也是最重要的一環，畢竟文資無疑是推動全球觀光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經濟的角度來說，只要文資能夠為期望的目的服務，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等問題自顯得無關緊要，而對於資源永續性走向（幾乎永遠聚焦於物件之上）以及所有權（隨之所衍生的使用權）的討論，一般來說也有相當進步空間，然而當此類文資使用幾乎總是打著造福當地社群的大旗時，上述議題更應該成為討論重點。大致上，上述作法並無任何問題，一般而言皆能在某種層面上造福當地民眾。只是任何全心全意擔起社會責任的文資管理，必須考慮文資使用的另一層面，即是具有重要影響卻往往隱而未顯的社政層面。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文資具有重要性並關心文資？這應該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我們對其所抱持的立場應如何認定，又會如何受到影響？最後，誰才擁有控制權，如何擁有控制權，代表誰擁有控制權，又具有何種目的？在我們將文資管理視為理所當然之前，上述這些是我們必須先提出的問題。
經濟資源之外，文資也是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
除了能夠轉換為或多或少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資源，文資的另一項特質則是能做為一項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藉由刻意運用文資，我們得以創造並影響特定或眾多社群，例如建構或支配權力關係等皆包含在內。上述觀點源自所謂代表性概念（對於特定事物是否為文資的特質），其所認定的文資得以用於維持，甚至在必要時重建全面性的社會文化價值與意義。更精確地說，藉由過程中對於特定詮釋的運用，所選定的元素得以轉換為文資。此處有形或無形、事實或虛構並不那麼重要，唯一且至關重要的問題，乃是實際上負責創造文資的，或我們仰仗其負責創造文資的，永遠是一小群文資專業人士。此情況被L. Smith完美地形容為「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意味著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少數依舊定義著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與意義，無論格局大至整個世界，小至特定文化皆然。所幸近來這種行之有年的論點逐漸受到質疑，在批判文資研究中更是如此。在延續上述論點的前提下，為了賦權於人民以扮演自身文資的管理人角色，我們將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生態博物館啟蒙現場，檢視社群參與式文資管理的先行者是怎麼做的。
參考資料：
- Ashworth, G. J. & Howard. P. (1999). European heritage planning and marketing. Bristol & Wilmington: Intellect Books.
- Ashworth, G. J.; Graham, B. & Tunbridge, J. E. (2007). Pluralising past: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
- Graham, B., Ashworth, G. J & Tunbridge, J. E. (2000).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 Howard, P. (2003). Heritage :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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