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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博物館連線專欄】偉大卻慘烈的戰役 ─「加里波利：戰爭之殤」特展，屬於紐西蘭人的歷史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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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卻慘烈的戰役 ─「加里波利：戰爭之殤」特展，屬於紐西蘭人的歷史詮釋

A Great yet Devastating War- Exhibition “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 and New Zealander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作者：王思婷（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前代理商資深數位媒體企劃）

2015年適逢加里波利戰役一百週年，紐西蘭政府出資，由紐西蘭國家博物館（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策劃為期四年的特展「加里波利：戰爭之殤（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其與威塔電影工作室（Weta Workshop）創新合作，展示設計跳脫一般歷史年表的呈現，亦加入電影拍攝元素，以實際參與過戰爭的人物故事作為主線，除了紀念他們的奉獻，也期望透過展覽讓紐西蘭人對這重要歷史記憶更熟悉。上述期許需要整體良好的展示設計來達成，透過分類、排列與詮釋，在歷史脈絡中賦予人物故事的內涵。如何聚焦視角給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並嘗試尋找嶄新的展覽敘事方式，將是本文想討論的重點。

關鍵字：戰爭、歷史詮釋、展示設計、電影敘事、展覽敘事

As 2015 marked the centennial of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d commissioned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to plan the 4-year special exhibition “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 to commemorate the historical occasion. The museum’s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with Weta Workshop goes beyond standard chronological presentation in its exhibition design, using individual recollections of actual war stories as the main focus, simultaneously commemorating their sacrifice while helping New Zealanders to better familiarize with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

In order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above, a well-rounded exhibition design is required to provide individual stories meanings through historical texture via categorization, sequenc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how the exhibition can refocus itself for audiences coming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hile seek a brand new narrative for the exhibition itself.

Keywords: 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exhibition design, film narrative

加里波利，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地名，源自於希臘語，意思是「美麗的城市」。由於加里波利位處於達達尼爾海峽的西岸，與黑海緊鄰，往西南邊航行可抵達愛琴海與地中海，因此自西方中古世紀起，一直是重要的經濟與戰略要道。十四世紀曾發生毀滅性的地震，迫使許多希臘人離開，加里波利半島才逐漸為土耳其人佔據，成為鄂圖曼帝國的第一塊歐洲領土，自此版圖擴展到巴爾幹半島。歷史的軌跡就這樣橫跨數世紀之久，其獨特面貌是東西方文明薈萃的結果。

距今一百年前的歐洲局勢，各國瀰漫著一觸即發的開戰氛圍，歐洲是主要的角力舞台，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為打破僵局，企圖開啟新戰線及攻破鄂圖曼帝國補給線，欲藉由佔領歐亞非交通要道上的加里波利，進而控制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通道，並一舉攻佔其首都伊斯坦堡，逼退土耳其人。遠在南太平洋的紐西蘭，也脫離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餘燼；英國首次號召殖民地澳洲、紐西蘭、紐芬蘭和印度的士兵出征，是當時最大規模的登陸行動，但是敵對雙方死傷非常慘重，歷時九個月，協約國最後還是以戰敗收場。

圖1 加里波利戰役的攻打歷程整理。（來源：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

 

雖然這不是最重要的戰役，多數一戰的歷史書幾乎都會提到加里波利之役，學者皆在探討為何協約國原以為能輕取的勝利，卻因錯誤策略導致慘烈敗仗，帶給征戰雙方的國家、社會眾多的影響。

 

戰爭，為誰而戰？

比起天然災難帶來的傷害，戰爭的死傷更是不可勝數，戰爭的醜陋與野蠻面及其影響超乎我們的想像，而我們卻似乎很少認真看待戰爭。依據維基百科記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士兵和平民傷亡超過3,500萬，其中大約1,500萬死亡，2,000萬受傷。若再細數死亡人數，同盟國約有600萬士兵死亡，協約國則約有400萬士兵死亡，還有約500萬平民在戰爭中遇難、死於疾病與飢餓。僅相隔21年，又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儼然為二十世紀初的人為浩劫。

協約國在加里波利戰役共戰死5萬多人，負傷士兵達12萬，其中紐西蘭死傷約共7,531人，死亡人數2,779就佔了近4成，與殖民母國、同盟的法國及澳洲相比相對少很多，但由於戰爭慘痛及難以復原的代價太高，殖民地人民開始思考戰爭的意義，加速他們國家意識的提升，形成日後所見的獨立國家。登陸加里波利的這天4月25日，也成為每年紐、澳兩國紀念的紐澳軍團日（ANZAC Day）。時間不斷地推進，不曾為了任何因素停留，我們也無法重新回到先前的時代，只能透過多種形式的書信、照片與文字記錄，來了解與還原歷史事件。博物館能運用什麼方式，喚起公眾的歷史意識，與理解那段悲愴歷史，博物館該如何扮演訴說的角色？

2015年適逢加里波利戰役一百週年紀念，紐西蘭政府出資，由紐西蘭國家博物館策劃為期四年的特展「加里波利：戰爭之殤（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即希望透過展覽提高紐西蘭人對這重要歷史記憶的熟悉感。

 

是個人經驗故事，也是歷史重要篇章

知名英國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曾說：「我的足跡告訴我，歐洲沒有一處地方能免除一戰的記憶，沒有哪個地方沒有一戰紀念碑」，殖民地也無一倖免於戰爭的紛亂；當時歐洲瀰漫著不排斥甚至準備迎戰的氣氛，導致很少有國家是局外人。吉爾伯特亦指出多數人忽略的觀點，即過去的歐洲戰爭是由小規模職業軍人組成的常規軍戰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卻是動員廣大農民，並迫使他們彼此交戰，其中蘊含許多個人的豐富故事，值得深掘那些被遺忘的歷史片段。

然而，過去歷史課本多採教條式地灌輸知識，不容易引起學生的歷史感，也較無法培養同理心。個人的事蹟與故事在大歷史裡，始終難以被盡述，薄薄數張紙不足以記載完他們的戰前生活、戰時希望與無奈；他們的回憶及所留下的信件與檔案，是珍貴的第一手文獻材料，也是能讓我們窺見過去的「唯一管道」。在紐西蘭國家博物館舉辦的百年戰爭紀念特展，捨棄普遍使用的政治經濟面向的大時代描述，改採取嶄新的敘事角度，欲透過「小人物的故事」襯托出時代的樣貌。自2015年4月25日展出，至今已超過130萬參觀人次，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圖2 絡繹不絕的參觀人潮正等待進場。（王思婷拍攝）

 

博物館的新嘗試：類電影場景的展示設計

擔任「加里波利：戰爭之殤（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特展的設計總監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2015年受媒體採訪時，提到想製作一個世界上任何地方前所未見的軍事展覽，同時也體認到這個展覽須與各年齡層對話，因而運用了更貼近現代的視覺風格來呈現。著名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普格斯利（Dr. Christopher Pugsley），亦是這次展覽的歷史顧問，希望將當時參戰士兵的精神與故事，傳達給新一世代，並了解到加里波利戰役對紐西蘭無比重要，為了落實這些展覽目的，策展團隊從這場戰役、軍隊與親屬等相關人中，挑選八位人物做為敘事主角，他們所留下的日記及照片記錄，對了解當時戰爭各面向上有極大助益。但逛博物館展覽時，觀眾可自由決定在每一件展品前的停留時間，相對地吸取的知識與觀展體驗可能都是片段、破碎的，若想要在有限時間內，立即抓住觀眾目光與啟發他們對某段歷史的認識，展覽敘事與展示設計如何交相輝映，就顯得格外重要。基於這些因素，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採取創新的合作模式，邀請威塔電影工作室（Weta Workshop）共同策劃這檔特展，適度運用電影元素與視覺化圖像，將聲音與情境巧妙結合，營造出擬真的異時空。

展覽入口設計成富含層次的巨型看板，整體主視覺以墨黑與深紅搭配，走近一看會發掘暗藏細節──地形意象及戰爭場景的剪影，而觀眾可穿過WAR剪影進入到展場。這時想像你走進黑幕之中，隨即印入眼簾的是2.4倍大的人物模型，其情緒激昂地呈現半趴姿勢，臉上憤恨的表情停在開槍前的那一秒，背景播放悲愴音樂，圓弧牆上不斷地循環播放著口白文字；這是展覽第一位出場人物—陸軍中尉斯賓塞‧維斯特馬科（Lieutenant Spencer Westmacott），當時年僅29歲，來自基督城，受徵召前在家中幫忙農務，於1915年4月25日上戰場，是戰役中第一個登陸、開槍的紐西蘭人，但由於和敵軍作戰時，右肩膀中槍，隨即被送回後方療傷，結束他參與該戰的唯一一天，日後出版回憶錄，頌揚戰爭的光榮。

圖3 展場一：偉大的冒險（The Great Adventure）的人物模型逼真寫實。（王思婷拍攝）

 

下一幕的時空來到1915年5至6月間，情緒轉為面對生死的悲傷，軍護人員看著眼前無法救活的士兵，低頭不語。第二位出場的人物，軍醫珀西瓦爾‧芬威克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Percival Fenwick）加入紐澳軍團之前，在南非戰爭服務近15年。他登陸第一天就醫治超過數百名傷兵，並在日記中詳盡記錄每日戰況，以及各類武器的殺傷力，對士兵們造成慘烈傷亡。

圖4 展場二：混亂中的秩序（Order From Chaos）的人物模型，軍醫凝視眼前死去的士兵。（王思婷拍攝）

 

1915年6月至7月間，土耳其人試圖將紐澳軍團逼退至海邊，雙方對峙形成僵局。第三位人物是傑克‧鄧恩（Jack Dunn），26歲的二等兵，在惡劣的衛生條件下，勉強吃著手中蒼蠅紛飛的腐敗罐頭；苦撐殘酷戰爭一個月後，鄧恩罹患肺炎，在某日深夜值班站崗時睡著，被軍法判以死刑，後來雖免於刑罰，但再度上戰場卻戰死。

圖5 展場三：僵持不下的敵對戰況（Stalemate）的人物模型。（王思婷拍攝）

 

接著第四個展場，是三位毛利人士兵的模型，他們使用機關槍的神情，展現戰爭殺敵的狠勁。在紐澳軍團中，毛利人被分屬在不同隊伍，直到兵將銳減，才有機會一同協助夜襲佔領高地，但在歷史書寫上卻很少提及毛利人的貢獻。模型中的最左側是Rikihana Carkeek（圖6左一），他的傳奇故事蔚為流傳，因他曾在戰爭中脖子被子彈打穿，等不到救援，最後靠意志力移動數公里，爬至海灘上的軍醫院而救回一命。

圖6 展場四：Chunuk Bair毛利機關槍隊戰役的人物模型。（王思婷拍攝）

 

這場戰役歷時近九個月，時空來到快接近尾聲的1915年11月，一位33歲戰地護士，正看著親人戰死的通知信，難忍住淚水頻拭淚，讓觀者也感受到悲傷的氛圍。第五座模型是以護士洛蒂‧嘉萊（Lottie Le Gallais）為雛形，她在Maheno醫療船上工作，每日記錄工作狀況與心情，同時也不斷地打聽參戰的兄弟Leddie的下落，直到11月收到信件，才得知Leddie四個月前已不幸戰死了。

圖7 展場五：Saying Goodbye的人物模型。（王思婷拍攝）

 

時間的軸線來到1916年1月，最後一個人物模型，是中士塞西爾‧馬爾薩斯（Cecil Malthus），他眼眶泛淚踏著步伐前行，直視的前方彷彿有更大的挑戰等著他。當時戰敗後從土耳其撤退的倖存士兵，大多數亦受徵召投入歐洲前線主戰場──法國與德國，馬爾薩斯即是其中一位，他在與家人、女友來往的書信中，提及歐洲戰況更加險惡，流露出對戰爭的恐懼。日後他也參與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書信中描述他所經歷的一切行動就像是「地獄般的滋味」（a taste of hell）。1965年他還出版《Anzac：A Retrospect》及《Armentières and the Somme》，生動記錄他的參戰經驗。

圖8 展場六：Western Front 西方前線的人物模型。（劉庭瑋拍攝）
圖9 展場六人物模型的正面，將士兵泛淚且不安神情，表現得非常真實。觀眾可拿一張罌粟花紙條，寫下心情記錄。（王思婷拍攝）

 

罌粟花，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過世軍人的象徵，觀眾可拿一張罌粟花的紙條，寫下心得及印象深刻的人物故事，存放在最後一個人物模型旁，表示祈禱之意（如圖9）。整體的展示設計類似電影場景的重現，人像模型的位置與頭部空間符合三分法則，淺景深及構圖焦點不分散，像是試圖尋找觀眾的景框，當鏡頭的掌握變成觀眾的眼睛，仰角式的觀賞雷同電影中的仰角鏡頭，能夠表現人物的自信、權威與情緒，使觀眾無法閃躲，正面接受人物的情緒，聲音配樂在展覽中也扮演關鍵角色，醞釀接下來看展的心境。

圖10 加里波利特展的展示設計，營造出戰地氛圍，圖中央的螢幕是用X Ray演繹武器對人體的影響，中間後方還有3D Cinema的展示空間。（來源：TE MAHI https://www.temahi.co.nz/gallipoli/）

 

藉由實際參與過戰爭的主角們，從他們的觀點看戰爭的各個面向，不管透過家書、舊照片、文物等，可以深刻感受到他們在面對戰爭時的情感與反應，就像在看電影或小說，尤其展示說明牌上特別標記這些人物的年紀，讓觀眾有感於遠赴戰場的士兵，幾乎都是青春年華的孩子們；他們的故事也是屬於大時代歷史下的一環，有別於過往官方詮釋歷史的枯燥方式，反而是交由觀眾直接去體會時代的哀愁，看完後心中自然會有個答案──「屬於國家的記憶與戰爭的省思」。如果歷史不再只是書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發生在你我家族長輩的故事，我們還會覺得置身事外嗎？博物館如何提升展覽敘事的能力，筆者認為加里波利戰爭紀念展會是很適合的研究案例。

 

我們需要更好的敘事環境

敘事源自文學用語，至近代則延伸運用在研究展覽論述上，也可視作說故事的方法之一。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因察覺到新世代的年輕族群，他們吸取新知的方式已不同，加上紐西蘭數位科技普及與蓬勃的電影產業，所以積極尋求跨域合作的機會，欲激發出新的敘事溝通環境。值得一提的是，前副館長翠西‧布克洛斯基（Tracy Puklowski）曾分享當時為製作八位關鍵人物的模型，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與團隊召開全國海選，徵求與這些歷史人物神似的人，錄取者需裝扮成他們的穿著與姿態，再用3D列印技術，製作成2.4倍人物模型，因此籌備前期，就和電影製作過程非常相像。策展團隊即是希望展覽會以自己的聲音說話，在論述方面沒有強調反戰與宣揚和平理念，反而是以「說完整的故事」為主，以趨近寫實、不避諱的方式呈現，甚至許多說明文字使用第一人稱書寫，例如直接引述那八位人物說過的話。這樣非引導式的敘事，或許能激發觀眾自我思維判斷。

展示設計方面，也以視覺化取代繁瑣的文字敘述，巧妙運用科技輔助說明，例如：地形投影解說戰況、X Ray演繹武器對人體的影響、模擬摩斯密碼裝置及壕溝的情境營造等。整體而言，這檔特展極重視情感連結，及不同角度的歷史詮釋方式，並在展示設計的運用上勇於創新，不禁讓我們思考，究竟如何發揮博物館的影響力訴說完整的故事，將評斷與省思留給觀眾，因為始終不缺豐富的史料，缺的是「好的說故事方式」。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二、網路資料

三、講座與觀察資料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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