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BT歷史博物館—能見度與多樣性的權衡
GLBT History Museum: Balancing between Visibility and Diversity
作者：吳淳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編輯：田偲妤
GLBT歷史博物館位於美國舊金山卡斯楚街區，號稱「酷兒史密森機構」，擁有20世紀初以來關於北美性少數的史料典藏。本文以2011年開館首年，重返卡斯楚街區的常設展談起，探討這座容納性少數史料的機構，如何成為酷兒博物館？展示酷兒這件事，如何觸發原初社群對於內部差異在能見度與多樣性上的權衡？
關鍵字：酷兒、LGBT、歷史博物館、能見度、多樣性
Located in San Francisco’s Castro Street and nicknamed “Queer Smithsonian”, GLBT History Museum maintains 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 surrounding GLBT from 20th Century onwards. The article uses the return to Castro Street permanent exhibition from museum’s opening in 2011 as a starting point, aiming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sexual minority material collection institution into so-called queer museum, while reflecting on how the exhibition on queer triggered the source communities’ quest for balancing visibility and diversity when handling internal differences.
Keywords: exhibiting queer, LGBT, history museum, visibility, diversity
成為酷兒：GLBT歷史博物館
GLBT歷史博物館（GLBT History Museum）2011年於舊金山卡斯楚街區開幕，名稱前四個字母縮寫意為「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是一座以北美性少數（sexual minority）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該年博物館場館的設立是為了慶祝GLBT歷史學會（GLBT Historical Society）成立25週年。博物館位於卡斯楚街（Castro Street）與柯林梧街（Collingwood Street）之間的第18街上，是卡斯楚街區的中心，也是電影《自由大道》裡Harvey Milk政治生涯發跡之處。
GLBT歷史博物館選擇座落卡斯楚有「重返都心」的深意。Milk自稱「卡斯楚街市長」（The Mayor of Castro Street），勝選成為舊金山市議員，因其公開的男同志身分，對於同志權利的倡議，加之Milk善於政治宣傳，卡斯楚一躍成為1970年代末全美的「同志之都」（gay capital）。然而Milk遭到謀殺的早殞，和1980年代來勢洶洶的愛滋病，使卡斯楚街區承載了性少數在此生死爭鬥的痕跡，博物館的回歸也成為街區中性少數遺產的觀景之一（圖1）。
開幕的常設展中直接指出愛滋病的爆發與GLBT歷史學會的創建密不可分。最初的典藏是源自愛滋病引發性少數社群對於死亡的恐懼，以及更重要的，自身歷史消失的憂慮。
1985年由一小群歷史學者和（社會）運動者創建了學會，這是早期蒐羅酷兒重要史料（queer historic materials）工作的高潮、規格化和擴展時期。此動機源於我們因大規模死亡傳染病HIV而遺失社群的過去…
—2011年首檔常設展〈來自GLBT歷史學會的重要蒐藏〉
愛滋病於舊金山大規模爆發之初，並未有對應的醫學研究與醫療處方，美國社會起初以具有針對性、污名化的名稱「同志癌」（Gay Cancer）、「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看待愛滋病，政府並未積極援助患者，因而引發全國性的愛滋病運動（HIV/AIDS activism）起而對抗，如1985年開始的「愛滋紀念拼布計畫」（AIDS Memorial Quilt）、1987年成立的「愛滋病力量解放聯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簡稱ACT UP）。這批因愛滋病衝擊所誕生的典藏，與1980年代全國性的愛滋病運動息息相關，並經酷兒研究的洗禮成為酷兒史料。
博物館館名GLBT的縮寫並非為今日慣稱的LGBT，而是以「歷史進程」中G、L、B、T性傾向社群的出現與命名定序，館內展覽內容則是以「我們酷兒」（our queer）自稱，更號稱是「酷兒史密森機構」（Queer Smithsonian）。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始於1990年代初，是對於先前二十年發展的女性主義、LGBT研究與後結構主義等研究地景，進行性別再反思的研究領域。因此，以歷史學與酷兒研究交會開展的GLBT歷史博物館，著重的不再只是悲劇英雄Harvey Milk，而是透過史料關照尚未被認識、更為邊緣、受多重壓迫的性少數故事。
建構酷兒：酷兒的挑戰與回應
GLBT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區主要分為前廊與主廊，前廊為「來自GLBT歷史學會的重要蒐藏」（Great Collections from the GLBT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主廊則是「我們浩瀚的酷兒過去：慶祝舊金山的GLBT歷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圖2）。最早的館藏物件可追溯至20世紀初，男同志Gerard Koskovich、Don Romesburg以及日裔女同志Amy Sueyoshi三位策展人運用所有館藏，展示北加州百年的酷兒歷史。
前廊之前還有一微型展示區「創造同志選票：1961年José Sarria競選舊金山議員」（Creating the Gay Vote: José Sarria’s 1961 Run for San Francisco Supervisor）展出最早競選公職的性少數，是為了呼應2011年11月進行中的舊金山市長選舉。在前廊的末端、兩展區之間，以一張圓桌的空間展示Harvey Milk及其伴侶Scott Smith的物件。Milk於1978年11月遇刺，11月是紀念Milk的月份，展場原音重現生前預錄的遺言「政治宣言」。與Milk圓桌展區並列的是女同志伴侶Phyllis Lyon與Del Martin的結婚禮服。
主廊的展示論述指出，基於酷兒內部歧異性，應採取何種策略展示分殊的酷兒們：
我們的目標是：對於熟悉的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的故事，提出新的問題；以及激發許多未被訴說但卻與我們的多樣性（diversity）有著意味深長關聯的故事。
—2011年首檔常設展〈我們浩瀚的酷兒過去：慶祝舊金山的GLBT歷史〉
以提問、揭露與多樣性作為展示概念，並不以歷史分期或編年史來展示敘事。前廊展示館藏類型的選件，主廊則以專題或傳記的單元方式展示。
有趣的是，以「我們酷兒」作第一人（群）陳述的博物館，並不著重於強化GLBT各自的身分認同，也不以模糊差異來建構「酷兒」一個我群的概念，反而是肯認彼此之間的歧異，甚至直指性別政治與身體政治的問題。「酷兒」並非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社群，而是在1990年代以降被學術加以追認的一種試圖歸類的概念。在歷史上，每個社群保有各自的能動，甚至彼此之間存在矛盾。展場內諸多展示主題顯示酷兒研究的鑿斧，其所採取的立場並非在建構一個單一、本質的身分認同，而在解構身分的同質。然而，若觀者不以身分認同、性別政治或是追求平等公民權的角度來閱讀這座酷兒博物館，是否就如入迷霧？
其實，這樣的策略或許更能真切看到酷兒的生命，不只是酷兒作為受迫者的社會切面，而是其對美國當時社會之挑戰與回應：
一、酷兒的生命經驗：因族裔、階級、職業、年老、病體、肥胖、貧窮或「酷兒欺凌」（queer bashing）、國家暴力而遭受貶斥的生命處境。
二、酷兒的反抗智識：酷兒逾越社會常規施展情慾，如皮革愉虐、跨性別、扮裝、性玩物、色情書刊、浴堂尋伴。為抵抗而生的智慧與技術，如以藝術取徑、集結草根運動力量的酒吧生活、女性主義對於色情媒體的論戰、走出暗櫃與走入街頭、反制軍方的「不問、不答」政策、拒絕在路上被痛毆的個人暴力，更起身對抗政府漠視愛滋病的國家暴力。
以上述兩種視野來看，如何感同身受、如何回應挑戰，即是一個可能的切入視角。單一酷兒認同的建構並不可能，而此困境反映在展場的敘事裡。
展示酷兒：「能見度」與「多樣性」的權衡
前廊展示館藏類型的長方形直線空間，並未以編年史或歷史分期來呈現酷兒歷史，而是以樣本的展示手法呈現，去除了依循歷史時間前進的敘事。主廊則是以專題式展出，將大約等量的展櫃間隔，環繞的展場格局，這樣的空間配置也使歷時性的展示不易發生。
欲突顯展示物件的重要性，取決於物件是否取得優勢的空間、燈光、說明、色彩計畫等技術，進而堆疊出展品的能見度（visibility）。位於前廊入口左側、並陳於「聚光燈」下兩對史上有名的典範人物，Harvey Milk與伴侶Scott Smith的物件，與旁邊Phyllis Lyon與Del Martin的結婚禮服，它們是前廊「蒐藏類型」展區的末端。相較於其他不同類型的蒐藏選件，這兩組物件在空間視覺上取得優勢地位。對比兩組物件的類同之處，在於兩對主角皆是在追求平權上有重要功績的「成對同志伴侶」。有趣的是，兩組展示標題名稱不是以「Milk的政治生命」或「Phyllis Lyon與Del Martin的酷異婚禮」這樣的標題詮釋物件，而是以壓低他／她們「出風頭」的手法，分別用展示架構中「個人蒐藏」與「織品」的說明弱化他／她們故事的能見度（圖3）。
在酷兒歷史中，個人或群體能否被辨識出「能見度」，這件事本身具有非凡意義，例如以性少數的身分出櫃（coming out）或是辨識身分的命名2。因此，在展場中，此種物件之間能見度的優勢與弱勢至關重要。女同志策展人Sueyoshi理解其他男同志策展人希望展示更多Milk的物件，然而她認為館外街區關於Milk紀念場址與事蹟展陳已經足夠，館內不需要再過度強調。是否還需要在展示中加入更多Milk物件，這關乎其他物件能否取得更大的能見度優勢，最終協商結果是Milk物件數量並未再增加。關於Milk能見度的討論，除了顯露男同志與女同志觀點的差異，更準確地說，觀眾所感知的「展示酷兒」此事，是博物館原初社群內部協商後所呈現的一幅關於能見度的政治藍圖。
檢視館方試圖揭露隱匿的歷史，以及重視多樣性（diversity）的任務，以蒐藏類型的標籤方式對史上有名的同志伴侶「匿名處理」。另一方面，主廊展區盡量呈現不同於卡斯楚街區紀念場址與歷史敘事，而是揭露過去難以啟齒或未被討論的歷史。這些「隱」或「現」的企圖使隱匿的故事（過去不言說，或還未被看見）被看見，而處理奪目的故事時，則姑隱其鋒芒。也就是說，能見度的權衡是圍繞在「隱」或「現」的調節機制上。由於博物館背負豐富酷兒歷史的任務，在策展實踐上面臨「誰應該被看見？」的抉擇，如此以非線性、非定序、試圖齊頭的努力，也創造了一種展場中可感受到的模糊與游移的意義空間，與酷兒歷史的獨特性質互相呼應。
註釋：
- 在地經營最老的男同志餐廳「雙子峰」（Twin Peaks Tavern），大片玻璃透視出入用餐者多為年老男同志，當地人戲稱為「玻璃棺材」（glass coffin）。卡斯楚戲院於1977年舉辦全世界首次的同志電影節，為今日的舊金山國際LGBT電影節前身。除了北美之外，也包含非裔與南亞的LGBT電影。
- 北美目前發展出的性少數身分至少有L.G.B.T.T.T.I.Q.Q (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transsexual, two-spirit, intersex, queer, questioning)，以不同性傾向、性樣態、性實踐所分殊而出的身分，其命名迄今仍持續分殊而出。
參考文獻：
- 吳淳畇（2015）。身體觀的展演：舊金山卡斯楚GLBT歷史博物館（Exhibiting and Performing the Notions of Body: 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History Museum in Castro, San Francisco）。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 Boyd, N. (2003). Wide-Open Town: A History of Queer San Francisco to 196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lan, A. (2010). Representing Possibility: Mourning, Memorial, and Queer Museology. In: Levin, A. L. (Ed.), Gender, Sexuality and Museums: A Routledge Reader, 253-263. New York: Routledge.
- Shilts, R. (2008). The Mayor of Castro Street: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vey Milk.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Stein, M. (Ed.) (2004). LGBT, Encyclopedia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History in America. New York: Thomson/G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