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珍藏館（The Burrell Collection）於2022年新開設的常設展中，展示眾多非西方文化物件，而館方又如何詮釋這些異文化展件呢？（Collections Image courtesy of © CSG CIC Glasgow Museums Collections）
作者：楊育睿（英國約克大學藝術史學系博士）
位於格拉斯哥的巴勒珍藏館（The Burrell Collection）在2022年以新的常設展重新開幕。然而，其展示的三座魏晉南北朝與清代的觀音像引發了風波。提及觀音的樣貌在中國歷史上由男性形象漸轉變為女性，該館賦予了觀音「性別流動」的意義。其展櫃的標示牌寫道：「跨性別者一直都存在於歷史中。觀音的形象反映這個事實，證明了性別不總是固著不變的。」[註1]
巴勒珍藏館於官方Instagram簡短介紹LGBTQ+導覽活動影片裡，也將觀音納為其中一項展件
蘇格蘭女性團體代表蘇珊．史密斯（Susan Smith）認為，該館此舉是政治化公共財的糟糕案例，挪用了佛教藝術與文化為特定的政治觀點與意識形態背書。而館方的聲明則強調，觀音的跨性別形象在該展開幕前已存在於許多研究中。[註2] 此觀音的性別論述是立基於宗教歷史的演變，不同於個人生命史的跨性別認同。儘管如此，該館仍將該論述與「跨性別人權」連結在一起，表示「觀音體現了基本人類價值中的善與同理」，而跨性別者值得對等的「尊重與理解」。
然而，問題的癥結僅僅是博物館傳遞的訊息是否基於研究的正確性嗎？為何對異文化物件的詮釋總是在出其不意的幽微之處，挑起我們的政治敏感神經？一種完全不涉及挪用的異文化詮釋是有可能的嗎？[註3]本文將透過觀察西方展示中的異文化物件試析此議題。
我是誰？我怎麼會在這裡？
首先，文化挪用不是新的議題，它一直在博物館收藏史中以各種樣貌存續。在歐洲，異文化物件的收藏與詮釋動機與目的一直在改變。前現代時期的珍奇櫃是我們討論收藏起源時所熟悉的其中一個範型，指涉非西方物件的收藏動機源於對異文化的好奇與「異國情調」的嚮往。在十八世紀啟蒙時期，這樣的收藏策略經歷了改變，這些物件以提供特定訊息的潛力成為博物館知識生產的一環。某種程度上，大量的異文化收藏為博物館貢獻了人類史的整體圖像，透過分類方法，為西方機構的文明歐洲進步論述提供支撐它的對應面：即，各種原始的他者樣本，用以演示未開化、未完成發展的人類歷史階段。到了二十世紀，西方世界重新評估了這些物件在民俗學及美學上的價值，民眾也開始在博物館看到這些非西方的文化物件以「藝術品」的身分被展示。[註4]
例如，位於法國巴黎的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在1932年展出的非洲與大洋洲物件，被指認為賈克梅蒂超現實主義作品形式的參考來源。[註5] 茱蒂雅．凱莉（Julia Kelly）亦指出畢卡索等藝術家，在超現實藝術與這些物件中歸納出「脆弱」、「無常」、「曖昧」與「不連續」等共通點。1930年代，伴隨法國「達卡與吉布地遠征」（The Mission Dakar – Djibouti）後續的民族誌展演，這些物件的視覺特徵被挪用為超現實主義的形式語言。它們的「藝術性」是建構在西方現代美學追求「前衛」與「反藝術」的訴求上。這些物件因「去脈絡化」而取得符號學上的無限可能―一種可由藝術家自由地將其文化內涵替換成任何意義的訊息庫，透過隨機並列、重置與操弄視覺符號使其成為「藝術」。
在不同階段，這些物件的價值不斷被重新發現，但卻未真正根除異文化詮釋的問題，或是在本質上動搖博物館霸權型態的論述系統。[註6] 無論這些物件是來自中國、日本、埃及、非洲、美洲、大洋洲或是其他，幾乎不見其文化對象以對等於西方文化的複雜性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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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之名
回顧巴勒珍藏館的爭議，館方強調其傳遞的知識是有研究支持的事實。然，文化挪用的癥結不僅是關注博物館說了什麼，也須檢視什麼是博物館「沒有」說的。丹妮拉．布萊希瑪（Daniela Bleichmar）便提醒道，看似客觀的訊息，若未以對等的詮釋脈絡呈現，博物館傳遞的「知識」很有可能助長分化。進一步觀察，異文化物件的描述經常充滿文化與地理的不確定性。
以巴勒珍藏館的觀音像為例，博物館僅說明它們來自康熙年間的中國，除此之外便沒有更具體的訊息。這些被稱為「藝術品」的物件與西方藝術品的詮釋方式極為不同，它們沒有具體的製作者、特定的圖像意義、風格樣式，或是社會的具體描述。物件在去脈絡的狀態下，概念的「非具體性」（non-specificity），「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與「可變性」（mutability）讓出了詮釋的模糊空間，方便博物館彈性地置換其意義。[註7] 因而，所有的觀音，無論它們在原生脈絡脈絡中的樣貌有多大差異，都能被歸於「中國藝術」此廣泛的分類，且可以被化約為跨性別的擁護者。
缺乏具體的理解，這些知識僅是空泛而粗糙的意義製造。更關鍵的是，這種挪用往往是建立在一種優越感，視被邊緣化的文化對象為可供「自由取用」的資源。[註8] 換言之，文化挪用是帝國主義的副產品，即使是以「欣賞」異文化的前提，它仍體現了不對等的話語權。他們以自己的觀點置換了物件代表的文化複雜性，而且他們認為基於「知識」立場可以這麼做。
揭露「挪用」
柏林的柏德博物館（Bode-Museum）於2017至2019年間推出「超越對照：非洲藝術在柏德博物館」（Unvergleichlich: Kunst aus Afrika im Bode-Museum），演示了當「文化挪用」無可趨避時，博物館如何省思機構的權力角色。「超越對照」是以特展結合常設展的前衛嘗試，將西非、中非的民族學物件與歐洲、拜占庭和義大利等，不同時期的雕塑、繪畫與裝飾藝術並列呈現。這些物件並無文化上的連結，觀者也無從以任何「A影響B」的藝術史框架經驗作品。位於地下室的特展空間規劃有六個主題，討論這些物件在人類生命經驗與普世價值上的相關性：他者、美學、性別、守護與引導、表演、離別。[註9]
這些藏品因視覺的相似性被陳列在一起。同樣地，柏德博物館無法解決去脈絡化的問題，這些非洲物件的創造者仍舊沒有名字。然而，該展示透過質問博物館的知識框架，觸及了藝術博物館的去殖民議題。「藝術是如何成為藝術的？」藝術是普世的美學價值？還是博物館做出來的審美標準？誰有資格來判斷何為藝術？透過視覺對比，「超越對照」引導觀眾看見不同文化在物質上的同質與差異：女性意象、動物、毛髮、儀式、人類身體的遺留等。這些對比揭露了知識生產的不對等，尤其體現了分類學上處理「藝術品」與「人類學物件」等框架的限制。[註10] 總體而言，「超越對照」並未解決文化挪用的詮釋問題，而採取另一個策略體現博物館的權力樣態，使其能將任何日常物件描述為具有創造性價值的藝術品。
文化的複雜性既無法在去脈絡化的狀態下被完整保留，博物館便須誠實地面對知識工具的有限性。在當代的博物館實踐中，我們更在乎博物館是否意識到其機構性對知識的支配，以及對他者歷史進行各種詮釋時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 註釋1：Geraldine Kendall Adams, ‘Glasgow Life Defends Trans Label in Burrell Collection After ‘Politicisation’ Row’, News of Museum Association, 22 April 2022. (Visited on 6 March 2023)
- 註釋2：‘Burrell Collection Accused of ‘Politicising’ Exhibits in Transgender Row’. The Herald, 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ion, 16 April 2022. (Visited on 6 March 2023)
- 註釋3：文化挪用泛指對他人群體的圖像、儀式、美學標準與行為等文化內容的採用，通常用於被挪用的對象在社會、政治、經濟等階級系統中呈現次要或是附屬位置的情境。在此脈絡下，文化內容經常以異於、或是低於原有的文化樣貌的複雜性被呈現。在博物館的論述脈絡之下，當文化物件涉及再脈絡化、形成特定觀點的過程中，「挪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所探討的文化挪用聚焦於將「民族誌物件」美學化為「藝術品」的現象，探討文化挪用在特定案例中所促成的「欣賞」與「尊重」異文化觀點背後，事實上正強化差異，且經常對破除系統性的等級制度沒有幫助。詳見：‘Cultural Appreciation or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 Zine on Culture, Respect, Allyship, and Racism)’. unknown author published in Olympia, Washington, 2011.
- 註釋4：James Clifford, ‘On Collecting Art and Culture’ in James Clifford (e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5–251.
- 註釋5：Rosalind E. Krauss, The Originality of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5), 48.
- 註釋6：Nur Sevencan, ‘Non-Western Art in the Museum: Appreciation or Appropriation?’ Medium, 2016. (Visited on 6 March 2023)
- 註釋7：Daniela Bleichmar, ‘The Cabinet and the World: Non-European Objects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ll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33:3, (2021), 436.
- 註釋8：‘Cultural Appreciation or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 Zine on Culture, Respect, Allyship, and Racism)’. unknown author published in Olympia, Washington, 2011.
- 註釋9：Scott Nethersole, ‘The Value of Contrast: “Beyond Compare” at the Bode Museum’. World Art, 9:3, 355-356.
- 註釋10：Amy Woodson-Boulton, ‘Beyond Compare: Art from Africa in the Bode Museum exhibition Review’.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Review, 23 May 2019. (Visited on 7 March 2023)
延伸閱讀：
(本系列文章與文化部博物之島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