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博物之島專文】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怎麼來？原來話語權在這些國家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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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博物館新定義論壇，邀請多國各領域專業人士交換意見。專業人士名單請詳ICOM京都大會官網（劉德祥攝影）

作者：柯秀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改變，為何如此困難？

2019年全球博物館界最沸騰的新聞，莫過於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ICOM）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新定義提案開宗明義提及的民主過程「多元聲音」（polyphonic），還沒走出ICOM的大門，內部開始忙著兀自演奏起來，是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自上個世紀60年代起，博物館界就已陸續提出如何呼應時代需求與發展特性，幾十年後，出現很多不同類型、新型態的博物館，有的訴求自主意識覺醒，如性別、勞工、移民等博物館；也有市場邏輯導向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媒體與城市行銷寵兒，例如知名的古根漢美術館；也出現結合跨國合作，例如阿布達比羅浮宮；更有呈現多元文化與多元觀點，企圖對當代全球化議題提出新的洞見，例如柏林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面對社會重大議題，博物館也使出絕招，快速回應蒐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快速回應展覽（rapid response exhibits），成為博物館即時回應當下社會的實際行動，這些早已在博物館界為眾人所知。那麼，為何博物館新定義的改變會如此困難？

2019年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吳淑英攝影）

「多元聲音」來自何方？

為了能廣招博物館界參與新定義提案，ICOM組成專業特定小組「博物館定義、前景與潛力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以下簡稱MDPP），由丹麥的博物館資深策展人桑達爾（Jette Sandahl）主持，針對博物館轉型展開調查、研究與舉辦論壇，希望藉此深入了解博物館界對於新時代的想法與訴求。國際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ICOFOM）也在2017年舉辦研討會，邀請博物館界的專家、研究員與政策制定者，從博物館的社會角色思考新世紀博物館的定義。ICOM更進一步從2019年1月起，向全球徵求會員代表提出新定義，至截止日期為止，共徵得269條提案，並於7月份公開新定義提案內容。

MDPP主席桑達爾說明博物館新定義工作進度（劉德祥攝影）

 

看似公開、民主與專業化研究的準備，在2019年9月份正式會議舉行之前，內部已經產生歧異。The Art Newspaper在8月中報導，ICOM內部資深理事，特別是法國代表，反應相當強烈，認為新提案的內容太過「政治化」且「意識形態」濃厚，同時也提到MDPP所提的新定義，不是來自這些論壇、研究與提案的彙整結果，而是主持人桑達爾主導的內容，並沒有採納與考量過去兩年的調查與會議討論。為了檢視這一情形，筆者試圖從現有提案與新提案的關鍵概念，對比ICOM於2019年公開徵求而來的269份提案，進行計量分析。

我們把全球劃分成9個區塊：歐洲、西亞、非洲、中亞+南亞、東亞+東南亞、北美、中美、南美與大洋洲等區塊，分別統計參與公開提案的數量分布情形。統計結果顯示：

「多元聲音」以及掌握博物館新世紀的定義，還是來自博物館的發源地歐洲，共提案116條（43.1%），發言比例最高，參與提案的地區以歐洲與美洲（北美、中美與南美）最為積極，兩大洲共提208條，佔77.3%。幅員遼闊且人數最多的亞洲（包含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與西亞），參與新提案的數量相當稀少，總提案數為39條，佔全體比例僅14.5%。

有趣的是ICOM本屆大會主辦國日本提案數最多也才5條，擁有龐大博物館數量的中國也只提4案，我們台灣只有一案，韓國在公開徵件中，完全不見蹤影。看來亞洲就國際發聲部分，屬於相對沉默的一群。

那麼，MDPP的新定義主張，是否真的如媒體報導所言「由內部自己擬定」？ICOFOM在2017年發起了博物館定義的學術辯論，並邀請博物館學家、專業人士和決策者參加在世界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座談會。他們蒐集500人參加、共有60多份書面文稿和座談會綜合報告的資料，進行5大類別的分類與分析。結果發現，社會角色（social role）∕共融（inclusion）∕參與（participation）是資料裡頭數量最多的，而且巴黎與里約的座談會比重最高。這份報告由Brown與Mairesse在2018年提出，看來MDPP的新定義主張，並非完全是內部自己擬定，還是有參照依據。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積極參與專業座談會，仍以歐洲與南美博物館人行動力最強；換句話說，整個博物館定義的話語權與主導權，還是以歐美視野為主。

 


說明：表格資料來自Brown & Mairesse（2018）

博物館人的疑慮是什麼？

我們對比新、舊兩個定義內容，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定位轉向：博物館從具體的「機構」（institution），徹底轉變成抽象的、哲學式的「空間」（space）概念。這會立刻衝擊到一些國家的文化政策及博物館法修正的問題，例如日本。此外，如果民主化、平等與人性尊嚴成為博物館定義（定位）後，對於擁有殖民時期從其他國家取得珍貴文物的博物館，立場就尷尬了，涉及到文物返還的議題，例如羅浮宮。引起眾多博物館人疑慮的落點在「教育」部分，新定義以批判對話與參與取代了傳統的博物館教育職能，將會帶給博物館很大的危機，因為很多國家給予博物館經費補助，是因為博物館肩負公眾教育的職能，新定義忽略這個現實面需求，會動搖博物館取得政府經費的合法性，例如德國。綜觀上述現實面的難題，可以理解為什麼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加拿大與俄羅斯等國家，於2019年京都大會主張延期討論及表決新定義，認為有必要深入了解各國的情形。

2019年9月7日各國及各專業委員會代表針對新定義提案發言（吳淑英攝影）

 

越來越多博物館人質疑博物館過去所抱持的「中立」立場，傳統博物館定義避免涉及探討文物擁有的合法性、文物詮釋權、歷史敘述權、性別平等訴求及博物館資金來源正當性等爭議。然而當執政者更替、社會動盪劇烈，博物館是為何而存在的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新的改革派者提出疑問：只有保存、研究與展示過去的歷史，能否真的有助於理解現在？甚至能看向未來？

因此，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是：我們對於博物館定義的思維模式是否要改變？如同瑞士學者Schärer所提：「我們是需要一個全球性定義，還是需要一系列與各種文化相適應的區域性定義？」普世性通則的博物館定義是否還適用於21世紀的環境？俄羅斯學者Truevtseva對於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也提出中肯的建議，如果把博物館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那麼就要界定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博物館概念，和以功能論為基礎的操作性概念。認識論為基礎的定義模式，並不適用在官方文件，特別是規範性法律文件。

東亞觀點是什麼？台灣的立場又是什麼？

2019年的大會主辦國日本對新定義表達的立場，維持一貫的低調，與原來博物館傳統定義差距不大。日方對於新定義抱持保留的態度，或許是因為日、法兩國博物館模式有深厚的淵源，而且近9年來日本博物館界積極重返世界舞台，側重建立國際博物館網絡，目前為止並無表露鮮明的立場。中國這次所提的4個提案，除了一條指出博物館是種「社會現象」之外，其餘三條仍然是依循傳統定義，無大幅度更動。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同樣也是在國際博物館界相當活躍且積極發展全球網絡關係的韓國，在ICOM公開徵件中是零提案，不過韓國ICOM副主席Chang In-kyung則在ICOM《博物館尋求改變》(Seeking Change: A new museum definition)系列短片裡很清楚地表達「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她認為如果博物館再繼續維持現狀，將會失去大量重塑自己的機會。此外，博物館定義的重點應該是思考「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博物館」（what we are）而不是強調「博物館的功能」（what we do）。

台灣這次僅提一條：

博物館是一處靈巧的學習中心，其中的典藏和物件與生活真實連結，而非如典藏庫般，讓公眾被動地觀看。（A museum is a smart learning centre where collections and objects truly fit into people’s lives, rather than one of being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ons for passive viewing by visitors.）

此定義去除舊定義裡，機構的永久性與非營利特質，的確跟日本與中國博物館界所提的定義有明顯不同、具備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巧妙閃避了社會共融、環境永續及機構敘事的透明度這類爭議的省思。當前我們正面對新住民、性別平權訴求、氣候變遷與歷史文化的再敘事，博物館如何開創新的局面、走出自己的格局，是台灣博物館界迎向新階段的重要任務。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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