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行動」特展案例其一之斯洛特米爾社區（Slotermeer）內的「顏料盒公寓」（De Verdoos）。（吳昀慶 攝影）
記者：吳昀慶（阿姆斯特丹研究院都市分析、設計及工程學程研究生）
什麼！？社宅模範生荷蘭也遇到住宅危機？
無殼蝸牛好辛苦！居住正義在臺灣不是一件陌生的都市議題，更經常是國家政策交鋒的灘頭堡。作為既定印象中社會福利優良、住宅政策完善的荷蘭，是否也有類似的公共議題挑戰呢？事實上，就在2021年9月，荷蘭在疫情衝擊及全球經濟通膨下造成房市飛漲【註1】，引發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示威「住房運動」（Het Woonprotest），全荷蘭估計有15萬人走上街頭遊行。
探索一同棲居的可能：挪威科德博物館「鄰里：我們如何共同生活」提出新住宅模式
針對這起事件，觸角敏銳、積極建立社會連結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館（The Amsterdam Museum），不但蒐藏由2位Y世代青年所製作的住宅抗議行動藝術裝置——「（不）幸運轉盤」，並推出「住宅行動」（Operation Living）（2022/9/25-2023/5/21）特展作為回應。本特展是阿姆斯特丹2025「收集城市」（Collecting the City）展覽計畫的子項目之一。主計畫透過結合社區的公民團體，包含非、華、印度裔社群、女性培力團體、地方社造組織（如Bijlmermeer社宅區Image C），及大中小型博物館、店家等，討論市民如何「收集」並「展現」這座城市的故事，內容多元而豐富。此外，地方團體也可以向博物館主動「投稿」特展的策劃，這些策略皆顯示博物館希望挖掘更多在地故事，及擾動市民一齊思考社會議題的想望。
（「住房行動」特展。吳昀慶 攝影）
荷蘭住宅政策脈絡
回顧荷蘭的住宅政策百年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荷蘭國內的慈善組織開始大規模的廉價住宅興建，為提供低廉租金之住房給予工人階級。不過當時提供給勞工階級居住的房子，被稱為「壁龕住房」（alcove housing），平均每8-10人分享僅30-37平方公尺的居住空間。1886年間所發生的霍亂疫情，使得都市議題受到重視。直至1901年的《住宅法》（Woningwet）及《衛生法》的頒訂，為住宅制定空間上的規範以及居住品質的基本要求，沐浴及衛生設施等需求也受到考量，戮力改善窳陋居住環境在公共衛生上對於基層市民的危害。
在20世紀初期，住宅協會扮演著重要的住宅提供者角色。這些協會有些是具有宗教及慈善色彩的組織。最為人所稱道的，是當年勞工組織集結力量建造的「船型社區」（Het Schip，1919-1921）以及「黎明社區」（De Dageraad，1918-1923）。這些社區不僅作為荷蘭社會住宅的濫觴，更在建築形式上追尋突破與超越，開展了後續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學派」（Amsterdam School）建築風格。而此學派的倡導者克拉克（Michel de Klerk）等人希望讓勞動者居住在美麗的住宅當中，透過轉化貝殼、海浪等自然的元素成為建築形式的語彙之外，亦將遠東地區（如印尼）的建築型態轉化融入設計當中。於此，百年來，荷蘭的社會住宅具備著堅實的民間需求、勞動階級基礎，並形成了獨特且風格多變的建築藝術資產。
而「住宅行動」特展則主要回顧荷蘭一個世紀以來，從公共規劃到市場驅動的住房政策，並以4個20世紀規劃的住宅社區作為案例研究，期望觀眾能夠從中瞭解國家住宅政策的演變，同時以此展支援近期如火如荼的住房運動。本文擷取3個代表性案例簡述與探討，分別是范德佩克社區（Van der Pekbuurt）、小鱸魚區（De Baarsjes）與斯洛特米爾社區（Slotermeer）。
公園式住宅聚落：范德佩克社區（1919-2022）
展覽裡的第一個案例，1919年興建的范德佩克社區是在《住宅法》等相關社會制度條件完備後，落成於埃河（IJ River）北岸的花園郊區住宅（garden suburbs）。借鑒於當時阿姆市中心西側約旦區（Jordaan）擁擠且破敗的生活環境，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建築師范德佩克（Jan Ernst van der Pek）及妻子路易斯・溫特（Louise Went）合力設計並建造了560戶低層樓、單一家庭，其居所具有前庭及後花園，並透過蜿蜒的街道串連起公園式住宅聚落。這些房子通風良好、陽光充足，具有沖水馬桶，且人們可以到公共澡堂洗浴，甚至還有獨立的廚房，滿足人們普遍的生活需求。唯，當時主要的目標受眾為工人階級，但最終入住的人士，大多是相對中上階層或市府官員為主。
2012年，這個社區一度面臨被拆除的爭議。當地居民自發性爭取建築物保存，使得擁有該房產的開發商承諾投入鉅資翻新房屋，並在能源設施上進行環保性的改善。2016年，一群居民成立了 Copekcabana 住宅合作社，自行管理 25 處有補貼的出租房屋和一個公共庭院，形成一種新的住房模式。
勞動階層的樂園：小鱸魚區（1922-2022）
接續，小鱸魚區是在1920-1930年代「西區計畫」（Plan West）中所規劃的「工人樂園」（worker’s paradise），阿姆斯特丹學派在此建築設計超過6,000個住宅單元。這個區域的規劃受到荷蘭現代建築之父貝拉赫（H.P. Berlage）的「南區計畫」（Plan Zuid）所影響，除了居住所需的基本配備之外，城市規劃師設計了廣場預計作為劇院、公共花園及售貨亭，作為育樂的場所。規劃師認為規劃可不只侷限於居住本身，更是要提升勞動者的生活品質，進而「讓人們成為優秀的公民」。
如今，在2000年的都市更新（整建及維護）規劃當中，部分單元被改建為市民的「起家厝」（Starter’s house），如今，這個社區依舊受到年輕家庭、雅痞及藝術家的喜愛。在展覽內，便放映著紀錄在此創業的服裝設計師工作室的紀錄片。
從戰後住宅到樂齡居所：斯洛特米爾社區（1951-2022）
第三個案例為「阿姆斯特丹擴張計畫」（AUP）而產生的斯洛特米爾社區。阿姆斯特丹擴張計畫早在1935年就已制定，但它的實現卻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因應戰後大量的居住需求。城市建築師范伊斯登（Cornelis van Eesteren）及約克巴・慕德（Jakoba Mulder）等設計師一同成為戰後城市規劃的創始人。他們對於住宅社區的主張有三個元素：「陽光、空氣、空間」，且受到現代都市主義的影響，積極地擘劃城市的開放空間，尤其關注大型綠地及區別空間機能的功能分區規劃。1952年則由荷蘭女王朱麗安娜（Juliana of the Netherlands）主持斯洛特米爾社區的開幕儀式。
斯洛特米爾社區中，最具代表性的社會住宅是1956年興建的「顏料盒模範公寓」（De Verdoos），是富有風格派簡練現代的勞工住宅。它同樣為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影響下，所成立的住宅協會建築，明亮現代的公寓配備有3間臥室及獨立衛浴。2009年，「顏料盒公寓」透過整建及維護，為公寓加裝通用性設計之電梯，並作為樂齡住宅空間。
博物館探問居住正義，推動遠見的落實
荷蘭是社會住宅存量達到30％的國家，而素有「公共住房聖地」美名的阿姆斯特丹（Stissi, V.，2007），如今依舊在全球經濟局勢的挑戰中遇到困境。但透過「住宅行動」展回顧歷史【註2】，我們得以瞭解住房曾經作為改善勞動階級生活水平的理想工具，奠基在人道主義精神的關懷下，如今荷蘭社會仍願意為居住的不平等挺身而出。此外，荷蘭人對於「都市更新」的想像，不僅是以重建為主，更願意將具有歷史價值意義的空間維護再利用，於本文提到的三個展覽案例，皆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是與臺灣當前都市更新方法上較大的區別。然而，荷蘭或許已經是全球較為注重居住正義的國家，但2021年和平示威的住房運動，仍反應現今的年輕世代對房價、租金過高的不滿，為此，本展使博物館成為公共政策討論、辯論的場域，並啟發觀眾思考何為更加宜居的社區與城市。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 註釋1：阿姆斯特丹的住宅價格指數，以2002年為基期，至2021年漲幅已達36.94%；台北市自2002年8月以來至2021年8月，住宅價格指數自91.69成長至112.02，成長約22.2%，房地產價格的成長，與國際經濟及資金流向有關，是國際各大都會的共同挑戰。唯阿姆斯特丹社會住宅比例（46％，19萬戶）仍遠高於台北市，在居住權的保障上，相對有更多工具協助。
- 註釋2：關於「住宅行動」展回顧之阿姆斯特丹住宅單元面積及家庭人口設計演變、阿姆斯特丹住宅政策演變，請見筆者整理之表格。
參考資料：
- Stissi, V. (2007). Amsterdam, het mekka van de volkshuisvesting : sociale woningbouw 1909-1942. Rotterdam: 010.
延伸閱讀：
(本系列文章與文化部博物之島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