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專文】當代社會，如何典藏？《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講座紀實
在《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講座中，以博物館典藏功能作為主軸，討論與回應疫情時代下當代社會的典藏議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提供）
作者：黃昱儒、陳宛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針對當代社會發展進行典藏行動為博物館工作重點之一，然而2021年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博物館該如何發揮自身功能，繼續為社會典藏記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於6月22日舉辦「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線上講座，由賴瑛瑛老師主持，以「典藏」為核心，邀請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國立清華大學「記疫」團隊（以下簡稱清大）、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專業博物館人現身說法，討論博物館該如何思考典藏的當代意義，並鼓勵大眾共同行動，紀錄當代社會多樣化之物件與資訊。
困難歷史典藏的人權尊重與準則
人權館陳俊宏館長認為，文獻遺產對瞭解社會與個人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聯合國（UN）近年提出遭受危難的受難者及其社會全體均享有「追求真相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Truth）」，特別在大型人權侵害下，國家更扮演保存與公開重要文件證據的角色。
有別一般館舍以物件為典藏核心，人權館典藏原則依據Jennifer Carter與Jennifer Orange倡導的「人權博物館學（Human Rights Museology）」，並參考《國際檔案描述標準》「檔案來源理論、尊重全宗、原始順序」三大原則，規範檔案描述須兼具檔案內容（Content）、來源脈絡（Context）、組成結構（Structure）三項目，專注於「人」及其背後故事，使「受害者」的面貌更加清晰，並進一步推動真相還原、賠償、體制反省的轉型正義工作。例如：《葉盛吉日記》除呈現判決書，也附上日記與書信手稿，可以更完整瞭解其生命史與政治思想轉變。而文物修復則以「追蹤傷痕」為核心，並從受難者、歷史學者與修復師三方角度考量，判斷是否需進行修復工作。例如：受難者吳鵬燦和連德溫用飯粒與牛皮紙製作的書包，讓後代能從父親傷痕角度進行保存修復。
災難事件的緊急典藏與民眾參與
接續，由曾婉琳館員說明臺史博的當代典藏模式，館方除了鼓勵大眾捐贈，也作為行動者進行蒐藏工作，並透過捐贈的小故事回應臺灣的大歷史，經由展示呈現社會不同脈動，如：318公民運動及臺南大地震等。
2016年，臺史博執行「206地震物件搶救計畫」，由謝仕淵老師帶隊至現場進行紀錄與物件採集，以作為後續典藏研究。當時採集的物件也與展覽結合，如2017年「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透過展示地震現場蒐集的文物，反思博物館如何保存當代社會記憶、如何從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2020年面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臺史博也制定「政府機關防疫工作、防疫的相關事務、具公眾印象的事物、防疫的日常風景」四大蒐藏方向，以及「Covid-19物件蒐集計畫」與「防疫的日常風景圖片蒐集行動」兩個行動方案，前者向民眾徵集物件，並要求附上小故事；後者則透過建置Covid-19圖片徵集網，記錄防疫日常影像，如：麻豆國小疫情聯絡簿，反映學生沒有畢業典禮的無奈。
臺史博反思當代資料蒐藏的即時性、延續性與巨量性，訂定《當代資料蒐藏管理要點》簡化蒐藏流程與專案小組設置，期望不同群體加入蒐藏行列，促進共同的當代蒐藏行動，達到明日蒐藏、當代蒐藏的理想。
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
接著，由清大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分享回應當代疫情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此計畫是科技部「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整合型計畫」的子計劃之一，目標除了紀錄當下疫情，也促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社群進行回應與介入，及透過公眾參與，探討疫情經驗的公共性。
自2020初開始，「記疫」網站上蒐集了人文社會學者針對疫情的討論文章，此單元命名為「疫想」，目前累積了200多篇；也辦理公眾培力工作坊，鼓勵民眾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紀錄方式，書寫自己的疫情故事，目前已累積800多篇的「觀察誌」。除此之外，「記疫」團隊也串連全臺的書店與圖書館辦理聯合書展，透過各式活動，促進議題的討論。林教授提到此計畫展現了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公共化經驗」，危機當下，透過蒐集個人的敘事可以拼湊出疫情經驗的公共圖像，有助於未來理解現在；二是「認識在地」，他將持續至今的疫情期間形容為「集體學習的過程」，當非常態開始變成常態，單一學科的慣習或典範變得不足，必須再去認識在地的多重利害關係，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
尊重博物館典藏文化與倫理
史前館王長華館長最後以史前館近期的展示更新，說明過去被「物件」定義的考古學、人類學博物館，如何重新理解藏品，並與當代社會產生連結。
王館長提及傳統博物館的問題，考古學、人類學物件被去脈絡化後，藏品可能隱含不合理的權力關係，加上過去史前館與80年代起的原住民權利運動並未有較深的互動，以上問題推進史前館重新反思博物館的知識架構與典藏意義。知識論的改變可從以下三個案例中體現：第一，卸除南科考古館的人骨遺骸展示，以模型、3D技術取代，此舉揭示觀看的角度從「標本」轉向「人」；第二，謹慎地詮釋原住民神聖物件，積極與原初社群溝通討論；第三，近年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皆透過與部落合作，重新詮釋藏品，雖然並非史前館之案例，但能說明如何將典藏連結當代原住民社群。
最後，王館長提到，史前館未來希望轉型為一個論壇式的基地，促進跨領域、跨平台的研究合作，從藏品出發，引導臺灣人去理解地底下的故事與當代原住民，促成典藏在當代的公共性連結。
博物館如何與社會、公眾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為當代博物館無可迴避的課題。藉由本次分享與討論，得以瞭解不同性質的博物館該如何從傳統「典藏」出發，回應當代課題，再次將「物」與「人」聯繫在一起，其中涉及複雜的社會網絡，包含隱藏的、未揭露的權力關係，都是博物館值得持續反思與挑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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