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專文】如何跨時空傳承文化？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藏品管理方法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設有臺灣原住民展區。日方研究人員曾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博屋瑪小學舉辦工作坊，記錄物件相關知識。（呂怡屏 攝影）
作者／攝影：呂怡屏（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外來研究員）
進入21世紀將近二十年，博物館研究的國際期刊再次提起博物館的社會角色、文化遺產（cultural property）的蒐藏展示等相關討論。例如2019年Museum International探討博物館定義的特集中提起文化詮釋權的釋放。再如Museum季刊，2020年夏季號以「Building Bridge」為主題，探討博物館的包容性、更開放性地思考文化遺產的所有權議題。由這些討論可知，所有權（ownership）、參與（participation）、社群（community）、外展（outreach）等是當前共同關心的概念。
本文以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為例，藉由該館的蒐藏準則與入藏後的運用規劃，考察其對應知識所有權探討的相關行動。
進入博物館或留在原社群
促使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展開多元化實踐的討論之契機，可以回溯自1970年代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針對古董、美術品在法律或倫理上的所有權探討，以及James Clifford和George Marcus於1986年出版的Writing Culture中，對人類學者的民族誌書寫權威提出的質疑。日本1974年成立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下簡稱民博），正是在此反思博物館詮釋民族學藏品之權力及知識所有權背景下創設。
作為研究世界各族群文化的機構，民博以民族學藏品和相關研究成果，支持博物館的展示、教育活動和出版。資料入藏的主要判斷標準是：能代表特定地區或族群生活文化的物件。蒐藏範圍集中於生業用具或婚喪喜慶道具，而非難以判斷真偽的美術或古董物件。藏品來自日本其他文化機構、調查地居民實際使用的物件；此外，也有委託重新製作者。委託新製的概念起因於1970年代博物館開始重視蒐藏倫理，民博研究者判斷某些物件應該留在原文化脈絡，或是物件不存但製作知識仍存在的狀況下採行的蒐藏方法。
然而，委託新製是否真能尊重蒐藏倫理仍有爭議，以民博委託新製的愛努族相關蒐藏為例，曾有館外研究者榎森進以共同研究成果應回歸源出社群的觀點，主張民博應將2001年委託新製的物件留在原社群。據此，開館之初即參與愛努研究的大塚和義回應，當時資料的製作盡量由年輕世代主導，期望相關文化知識在實踐中傳承，博物館並非單方面收取源出社群的物件，紀錄製作過程即是期待能以多媒體傳遞知識。由此可見，殖民時期權威式的蒐藏方式所留下的陰影尚未完全消弭，透過上述交錯的公開議論，卻也提供了不同視點，讓我們重新思考文化傳承、知識互惠的課題。
共創跨時空的藏品管理與傳承
民博自規劃期間就意識到博物館藏品管理的重要性，著手開發後台管理系統及前台查詢系統，使日本國內外各源出社群能近用民博典藏，搜尋與自身族群相關的資料，促成前往民博進行博物館藏品的「熟覽」。此處的熟覽指的是，源出社群或研究者申請到博物館對特定蒐藏資料進行仔細調查和觀察。以臺灣原住民族的蒐藏為例，自2014年筆者於民博求學以來，陸續有原住民族人前來熟覽平埔族群、泰雅族、布農族、排灣族等物件。
經由熟覽與研究而重新取得有關物件的構成與製作知識，有助於臺灣原住民的工藝傳承，館方也藉此發現資料庫的資訊不足或訛誤之處。例如泰雅族的重要傳統技藝保存者尤瑪・達陸與野桐工房成員，不只在臺灣的博物館進行調查，亦曾數次至民博熟覽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的衣飾，尋找與調查重製傳統衣飾的物質線索。其2012年製作的泰雅族女性儀式或結婚用衣飾，更成為民博的當代臺灣原住民新蒐藏，是展現族群文化內涵及物件工藝價值的證據。
此外，為了解決源出社群無法來館熟覽資料的狀況，以及全球化下文化多樣性漸減的現實課題，民博在2014年展開為期七年的「資料資訊論壇博物館計畫」（Info-Forum Museum），建立雲端集合式博物館平台，讓蒐藏相關資訊能跨時空共享、促進源出社群的文化傳承和創造活力。此類型計畫始自2001年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提出的「互惠研究網絡」（Reciprocal Research Network）計畫，認為源出社群應一同加入博物館的藏品研究，並能受益於隨之產生的新知，於是以網路為平台進行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研究。
再回到民博的計畫，為建構此網路平台，需要重新架構資料庫與充實內容，製作可供相互討論的介面，同時由使用者寫入與物件相關的資訊。上述工作都在野林厚志主持的「臺灣及周邊島嶼生態環境中之物質文化的生態學適應」計畫（2015.4-2019.3）中實際執行，並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博屋瑪小學舉辦工作坊，邀請原住民各族人、特別是實際進行工藝製作者一同討論，記錄物件相關知識。博物館更進一步思考，互動平台訊息輸入者是否需要篩選？若是又要如何選擇？輸入的資訊要如何呈現等課題。此計畫可以說是嘗試錯誤、再進行調整的滾動前進式計畫。
小結：數位化對於源出社群知識生產的意義？
上述民博的物件蒐藏考量及資料資訊論壇博物館計畫，都反映了民博作為文化遺產保存機構，以蒐藏資料產生新知識的嘗試性實踐。在此過程中，民博逐漸拓寬知識的可及性，與源出社群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並產生新的知識結晶。
回顧臺灣於1998年開始的數位博物館計畫，試圖數位化博物館的原住民族相關蒐藏資料，提供建構臺灣原住民知識的新方法。二十年過去，是時候再思考數位化對於源出社群知識生產的意義與可能性了。
資訊來源：
- 大塚和義（2011）。国立民族学博物館におけるアイヌ研究と博物館活動の過去・現在・未来。国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36(1)，113-141。
- 野林厚志（2015）。「情報遺産」を博物館が構築する意義──「核としての周縁」からの発信。民博通信，151，12-13。
- 榎森進（2010）。これからのアイヌ史研究に向けて。載於北海道大学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編），アイヌ研究の現在と未来（頁20-58）。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編（1984）。国立民族學博物館十年史資料集成。大阪：国立民族學博物館。
-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d.). (2020). Museum, summer issue.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Ed.). (2019). Museum International, 71, 281-282.
- Rowley, S. (2013). The Reciprocal Research Network: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Museum Anthropology Review, 7(1-2),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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