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常設展透過展示常民娛樂，呈現社會的動態發展與多元關懷。（田偲妤 攝影）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文討論中，筆者嘗試說明對於臺史博常設展更新的若干想法，熟悉臺史博的觀眾，也一定可以在常設展中，看到從2011年至今、開館十年來，許多曾經的片段與成果，在這個展場中重新被呈現，這背後是整個博物館系統運作的結果。
例如臺史博的收藏中，仰賴捐贈甚多，而臺史博的入藏程序相當嚴謹，沒有一定程度的初步研究，無法通過入藏，而藏品入藏，也由民間素材帶來了許多對於歷史理解的新刺激，往往增強了臺史博對於個人生命史、家族史、甚或一個社群歷史的理解，這些故事成為了這次展示中，最精采的素材。或者，這些藏品又被拆解成為更為細緻的資料，如同最近更新的校園生活記憶庫，不過就是幾十本的資料，但拆解出好幾千張的照片，一個展示裝置，可以是一個容受龐大內容的資料中心。博物館的前後臺之間，展示、研究典藏的系統性關聯，至關重要。
又或者，十年來，臺史博特展議題的選擇，經常在拓展我們對於歷史議題的理解，或補充常設展的不足，這些展覽，經常都是策展團隊花了兩、三年時間完成的成果。其中可見從提出問題、累積素材、整理資料與敘事轉化的博物館技術的相互關連。博物館不同技術之間，形成彼此互為主體的關係，一場展覽建立在一個特定主題的蒐藏計畫上，一項研究又往往支持著一場展覽特定問題意識的提出，彼此之間環環相扣。而其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特展中，也累積往後常設展可能的應用資源。新常設展的二二八事件展區中，看見的全島大事記和地方大事記被整成互動多媒體，或者二戰中，看見的多元終戰記憶，都是特展的展示內容，但由於策畫之初，就已經有所意識，這種特展規劃與常設展更新就會形成相互關聯性。
最後，在博物館架構形成的技術整合過程中，如何帶入社群協作的方法，擴展歷史知識建構的民主化參與，乃至博物館面對經費日少、人員擴編有限的狀況下，從而運用廣泛社會資源，也應當可在常設展看見臺史博在這部分的努力。前述的二二八事件、二戰下的臺灣，有許多的內容，都是2014年起由博物館志工一起協力完成的。
以筆者在博物館領域工作近二十年的經驗，國內博物館運作的內部系統性，經常是斷裂的關係，由此產生的常設展製作經驗中，經常將之視為一個新的展示製作專案。然而，常設展的製作，應該是勾連著整個博物館架構與技術整合的關係。在此架構中，可讓博物館關心的核心問題，得到較為長期的發展與累積，對於議題的經營與博物館的治理才可能是長久之道。
結語
「博物館做為溝通平台」，是近年來博物館同行深信的價值，其核心要素在於不同社會行動者的有效參與，議題對話的具體開展。而從臺史博的經驗來看，臺灣史的論述與對話的經營，固然是長久之計，但博物館發展出的深化議題、轉譯系統與協作平台的架構，十年來所產生的積累，才是常設展更新有所成的關鍵因素。於是，這場常設展更新，作為一項專案任務，花了兩年多時間，但實則，這是一場所有館員、花費十年，跟捐贈者、博物館使用者、學者、志工等不同社群夥伴，共同完成的展覽。
當然，臺史博常設展也有許多尚值得期待的部分。例如，面對臺灣原住民的議題，是否有一套不同於以往的歷史論述？晚近客委會與原民會推動的「逆寫」歷史，或許是個可能。而臺史博如何因著自身的館藏特色，產生出一套更有多元主體精神的歷史論述，這是值得期待的努力方向。
其次，因為這幾年博物館資源的數位化進程加快，前後臺關係有別於以往，前臺展場如何乘載鉅量資料，讓不同的歷史議題，有了更多元與豐富的參與者，這也是在技術上可行的發展趨勢。對於當代觀眾而言，如何收集觀眾對於臺灣史的理解與歷史意識，進而開展出有別於服務性調查觀眾研究，這也是這場歷史對話中所不能或缺的角度。
或者，臺史博的常設展敘事的重要精神，是用動態的交會來演繹多元，並嘗試以更為具體的生命史為核心。這種將社會解釋為不斷動態的過程，有某種解構固有歷史論述的企圖，但終究臺灣史的性質是什麼？如何因著人群、風土以及其他客觀條件，而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清楚的定位，應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又或者，三十年前，曹永和院士倡議臺灣島史觀念，給予臺灣史研究新的視野，而三十年來，將臺灣視為整體與主體的研究成果已有長足累積，二十年來臺史博收藏多語的臺灣文獻與地圖，也指出臺灣在清帝國與日本帝國之歷史解釋框架外的可能性，由此脈絡前進，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會是什麼？臺灣在不同尺度的區域間扮演的角色會是什麼？這應是相關收藏條件最豐的臺史博，經由研究典藏乃至展示教育，最可以回應的問題。
最終，筆者認為藉由臺史博常設展的更新，可以讓我們看見博物館的專業團隊，不斷提出新的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其中，博物館架構與技術的完整性與關聯性，更扮演關鍵角色。此部分實為博物館的文化治理最核心的關鍵，也是筆者始終主張博物館必須專業治理的主要原因，如此，博物館才可能成為一個專業性高、效率強的文化再生產的場域。
延伸資料：
閱讀更多：【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