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常設展。（岳宸萱 攝影）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嚴格來說，臺史博2021開幕的新版本常設展，因為預算與時程等因素限制，只是局部更新，但還是盤點了開館十年以來各界的意見，參酌臺灣史研究進程，以及臺史博在專業工作領域中，積累而出的心得，最終，提出一套新的歷史展示方法與論述。
首先，如果說十年前，臺史博第一代的常設展，是臺史博館員與學院的臺灣史研究者，共同提出的對於臺灣史及其展示的理想型敘事；而十年後，我們終而得以用比較豐沛的材料，更多生命史的現身，將原來那套看似合理的臺灣史架構，填上了一個個比較具體的名字。同時，也能搭配一個適宜說故事的展品。這些必要的血肉，讓那套很容易在認同政治與記憶動員中被說得虛無飄渺的臺灣敘事，錨定在比較符合人性的故事情節中。理解不同歷史情境下存有的選擇與困境，並說明多元文化的追求，從來就是不斷追求的現在進行式。於是如同清代平埔原住民潘踏比厘的人生故事、1895年乙未之役時的苗栗地區的義軍姓名、1945年終戰之日的多元記憶等，都是嘗試以博物館收藏與研究為基礎，用著被賦予歷史意義的物件，成為了展示敘事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個版本的常設展，展出了超過一千件的展品，應為上個版本的倍數之多。而十年來，臺史博的藏品累績到了十五萬件左右，比之開館之初成長三倍。這種量變最終也產生了質變的效果。如果說，上個版本是一套合理的歷史敘事，展品是展示敘事下的註腳，而新版本的常設展，則經常見到由物件的故事為主體，支撐起核心的問題意識。而其關鍵就取決於藏品是否豐富、藏品研究是否徹底等層面的問題。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豐富展品所形塑的觀點，其實有意識的對一個特定的議題開展，有時是將歷史主體回到社會基層的嘗試，有時則在解開一個被過度國族化的狹隘解釋。例如1895年改朝換代、1945年終戰，新版本的常設展展現的多元聲音，適足以解開長久以來只能在抗日史觀中進行正反選擇的窠臼，1895年，許多人反抗只為保家，1945年的終戰，許多人才不管誰輸誰贏，在乎的是活下來了。換言之，這些展品的組織與展示，是經由一套完整的展示敘事，闡釋一段歷史的詮釋，並有著清楚的歷史對話的企圖。
其次，臺史博新版本的常設展，醞釀已久，開始啟動時，主要在反省與回應2011年開館之後，各界提出的各種指教，甚至觀眾給予的回饋意見。例如，2011年開館之初，就經常被人指教「唐山過臺灣」可能落入漢人中心論。或者「鉅變與新秩序」又過於強調殖民者能動性。又或者展場開始的破題，敘事過於單一、展示技術無法表現出人文、風土的互動性等問題。
而在新版本架構中，「唐山過臺灣」的標題已不存在，漢人移民被放在「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下，島內各方人群互動的環節之中，「鉅變與新秩序」則成為「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反倒以臺灣人在殖民地近代化過程中的想望與中挫為主體。開場的「臺灣，交會之島」，用一部具有互動性的多媒體裝置，取代了原先獨立分別論述臺灣人文、生態的多樣性之展示。新的展示提出交會的概念，指出了「這是一段不同人群，碰撞、摸索，共有同一塊土地的故事。而強調的交會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而其中用以構成交會的敘事素材，是一部約略符合島民集體記憶的臺灣史敘事的影片，再配合著印證多方交會下，型塑的歷史條件中，刻畫的不同生命史，或者不同文化印記留下的痕跡。這通常會形成某種緊張關係，誰的生命史？或那部多媒體中所帶出的歷史圖像，究竟是誰的？都可能被提問。然而，有著清楚問題意識與溝通意識的展示策略，必當是在可對話的基礎上，尋找接近觀眾的展示語言，找到一個可能對應的頻率，這個新的設計，是讓這些多方交會的素材，得到發聲與加入對話的可能，筆者將之視為參與式的展示構造，是個型塑與產生更為多元的集體記憶的敘事裝置。因此，交會之島的主題，其實是在演繹個體與整體的辯證關係，永恆無止的交會碰撞過程。
最後，如果用了這樣的起始提問，常設展如何以「大家的博物館」為題收尾呢？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多元性經常出現在族群文化的討論，但是，性別、年齡、政治、經濟、宗教、或者各種多元的社會主張，要如何被放入其中，已成為近年來臺灣社會的重要問題，這些不同主張的背後，其實存有著什麼才是最好的社會方案？社會正義如何追求等議題之辯論。因此，這個展區中，拆掉了原先招喚記憶的場景復原重建的展示，選擇了可以對比、收納各種衝突議題的展示方法，進行了更直接的對話。
對於結尾的展區，臺史博指出「『未來』由各形各色的『我們』拼貼而成，因此充滿張力與不確定，但也有了無窮可能。在大家的博物館裡，我們同聲說話；將彼此的聲音，交織成未來的旋律。」對於這個展區的目的，臺史博清楚傳遞，這是一場經由當代議題的對話，尋求大家對於島嶼的未來共識。
開始與結束的「交會之島」與「大家的博物館」，闡釋交會之島的文化碰撞、辯論著個體與整體的關係、開展不同社會主張之間的對話，進而尋求島嶼未來的可能性。歷史博物館是以歷史脈絡的釐清與敘事為手段，在歷史敘事中回應多樣的歷史正義的問題，但其目的應該是在重新釐清歷史正義的前提下，面對多元與差異的客觀條件，讓共同體尋求面向未來的最好方案。筆者在臺史博的常設展中，看見博物館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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