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年會（Credit: FIHRM）
作者/攝影：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 —— 《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第27條
文化是人類尊嚴與身分的基礎，參與和享受文化是作為公民、社區成員乃至於社會組成的重要權利。而我們如何捍衛文化權利呢？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於2021年09月16日舉行年會，以線上論壇方式邀請國際間人權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進行對話，透過一系列專題演講、互動式辯論與工作坊，探討博物館工作如何對抗偏見與歧視，關注在當代背景下，博物館如何面對不平等與障礙；又如何採取行動？
揭開文化認同的旅程
專題演講邀請英國圭亞那裔詩人Malik Al-Nasir探討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如何迫害身分認同與歷史意識的建立。對於Al-Nasir而言，奴隸貿易史的研究使他能夠探索自己來自何處、找尋多元血緣的根源，並重建自己的文化認同。因此，Al-Nasir以自身回到圭亞那尋根的過程談起，透過田野調查與系譜學的方法，追溯18世紀從事奴隸貿易的公司與利物浦銀行的文獻檔案，揭開屬於自身的家庭歷史。最後，Al-Nasir指出，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權利去探索自己被掩蓋、被消失的歷史與文化認同，而這個過程不僅能夠建立文化認同的意識，更重要的是——釐清殖民歷史中加害者的角色與他們曾做過的事情。
面對「文化權利」，博物館的角色與行動？
會議邀請了來自挪威、法國、澳洲與臺灣的博物館工作者，通過國際案例的分享與交流，一同探討面對不同群體的「文化權利」——博物館如何提供與創造平等的「文化接觸」機會？在博物館人權教育的討論上，挪威憲法博物館與民主中心（Eidsvoll, 1814）的Torleif Hamre，透過幾個挪威的案例，探討博物館與學校如何擴展民主與人權教育。
例如「The New Planet」展覽，聚焦於全球難民、民主與人權議題，藉由展示全球難民青年所製作的手寫海報、以及紀錄難民青年語句的巨大「星球體」裝置，為難名青年們發聲，也讓青年觀眾透過展覽反思民主與人權的重要性。Hamre同時也提到挪威DEMBRA學習計畫，透過主題性的講座、辯論與經驗分享，加強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防止種族主義、偏見與仇恨的發生。藉由挪威案例，Hamre也呼籲博物館作為人權與民主教育的重要基地，應積極參與行動並為青年建立反思與批判性之對話空間。
勞工階級與文化近用
在勞工階級與博物館的討論上，來自澳洲的Adele Chynoweth，引述聯合國第67屆大會中智利代表的聲明：「世上沒有一等或是二等權利（first class or second class rights），因為所有人權都是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並進一步提出：在我們的人權概念當中，勞工階級與貧困群體又處於什麼位置呢？藉由Chynoweth編輯的《博物館與勞工階級》（Museum and Working Class）內文案例，探討長期被博物館所忽視的勞工階級議題。
例如，魁北克博物館曾阻止針對貧窮、身分不明或勞工階級人類遺骸標本的研究或，以巴基斯坦拉合爾歷史城牆（Lahore）的遺產保護政策為例，說明當地政府通過遺產政策吸引投資基金的進入，卻驅逐並侵害當地勞工階級的生活環境。Chynoweth並指出，我們應該正視文化遺產維護與旅遊業的發展，如何剝奪當地勞工階級生存權，才能進一步去思考勞工階級的文化近用課題。Chynoweth也指出，所有公共文化機構的資金都源自於勞工階級繳納的稅款，然而卻消極面對、或忽視勞工階級的歷史與相關課題。因此，她認為正視階級是釐清邊緣化群體議題的重要關鍵，她並強調在博物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勢必面臨種族、性別、身心障礙等相關課題，然而通過不同階級間的碰撞，才能跨越階級的偏見，並且可以看見真正的改變。
去污名挑戰：來自臺灣的案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陳佳利教授，則以臺灣的案例探討博物館對於去污名化與少數群體課題的發展與挑戰。隨著文化平權概念的發展，陳佳利指出臺灣的博物館持續地改善與增加無障礙設施，同時也開始重視參與和詮釋弱勢團體及障礙人士的經驗與文化。然而她認為，現今的博物館雖然經常諮詢弱勢團體代表，但在「表徵」他們的文化上，仍然面臨兩個主要的挑戰：（1）博物館很難充分的理解與呈現弱勢團體文化，以及他們每天所面臨的視角與污名；（2）與弱勢團體密切合作的NGO組織和社工並不總是信任博物館，且有不同的想法與目標。
博物館面對弱勢團體的新取徑
因此，陳佳利提出了兩種策略與取徑：其一，為由NGO組織建立自己的博物館或策劃展覽與活動。例如紀念臺灣慰安婦歷史的阿嬤家，以展覽內容與空間設計，邀請觀眾理解受害者的經驗並產生同理心。另一個例子，則是由NGO團體策劃特展，如依甸基金會活泉之家舉辦的「精神病人的房間」展，透過藝術作品與文字呈現精神病患的感受與想法，以展覽開啟社會對話。
雖然這些展覽表達了弱勢團體的觀點與訴求，並強調NGO組織的倡議行動，但陳佳利指出，沒有博物館的資源，將無法觸及更多觀眾，也無法對公眾產生長期影響。因此，一些博物館開始建立國內外網絡，並與NGO組織建立長期、深入的關係。例如國家人權博物館FIHRM-AP邀請15個NGO團體參與共學計畫，在計畫中相互學習，並一同參觀勞動博物館與訪談漁工等，通過跨專業的合作與共同策展，讓展覽貼近移工的經驗與NGO的倡議內容。如同陳佳利所言：「當代博物館的重要使命，是解決政府政策所導致的人權問題，並通過建立同理心來挑戰過去的污名與偏見」。
結語：人權博物館的聲音與展望
當代人權博物館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回應與實踐人權議題，然而許多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因為公開倡議，而遭受批評與言語暴力，並使博物館從業人員成為網路霸凌的對象。此次研討會除了探討博物館面對人權議題的多元策略外，也呼籲重視人權博物館工作者的工作與發聲權益。
研討會工作坊以「博物館網路霸凌與偏見」為主題，透過互動式問答，探討博物館如何維護自己的立場。儘管許多博物館工作者皆表示曾遭受到網路暴力的影響，然而同時他們也認為，在面對大眾的偏見或暴力時，博物館工作者更應保持專業、理性的態度持續溝通，並且不畏懼、不噤聲，維護自己或組織的價值與聲音。如同David Fleming在會議尾聲中所言，博物館工作者必須懷抱信念與熱情維護眾多人權議題的價值與意義，並且也強調面對的偏見與歧視的解方，還需要更多持續的思辨與討論，以建立更具平等、友善的社會。